中國放鬆了計畫生育政策，從網絡民意調查到鋼琴股都是一片歡呼雀躍的景象。大家似乎普遍認為，中共的計畫生育政策是阻礙中國夫婦養育更多鋼琴小演奏家的唯一因素。英國《金融時報》刊出帕提•沃德米爾的一篇分析：中國計生政策鬆動的可能後果。
文章說：即便是在計畫經濟體中，事情肯定也很少會如此簡單 特別是在牽扯到性別、金錢以及虎媽的時候。中國政府本次將計畫生育政策調整為允許一方為獨生子女的夫婦生育“二孩”，而此前的政策只允許雙方均為獨生子女的夫婦生育“二孩”。推斷很多因為政策調整而得以誕生的孩子會學習彈鋼琴，或許還算靠譜。但首先推測此次政策調整會讓中國出現一輪嬰兒潮，則比較離譜。
在象徵意義層面、情感層面或許還有政治層面，此次政策調整都意義重大。在絕大多數時間，對於絕大多數人而言，中共不會插手私人生活 但生育是個例外。“保姆國家”越是遠離嬰兒室，就越受民眾歡迎。
但不要因此就急着買入鋼琴股：中國的計畫生育政策充滿各種例外規定，近三分之二的人口原本就可以生育兩個或兩個以上子女；官方通訊社新華社表示，即便在最近這次政策調整前，也只有37.5%的人口受到政策的限制、只能生育一個子女。
這樣來看，在此次政策調整之前，已有不少民眾可以生育“二孩”，但很多人謝絕了這個機會，因為在中國（如世界其他地方一樣），對生育行為影響更大的是錢夾子、而非政策。
計畫生育政策調整公布之後進行的網絡民意調查通常顯示，50%、60%、甚至70%的調查參與者想要兩個孩子。其中一項網絡調查顯示，年齡在46歲以上的調查參與者中，有90%想要兩個孩子。這要麼意味着買入生殖助孕中心股票的時機到了，要麼意味着在網絡上，人們生育第二個孩子的意願比在現實世界中更強烈。
人口學家何亞福指出，按照調整前的政策，上海可以生育“二孩”的育齡人口比重已經超過了80%。但上海市的生育率尚不足1 這意味着很多夫婦根本不想要孩子，更不用說要兩個了。
但上海居民不想或無法生育第二個孩子的情況，似乎在其他城市也同樣存在。北京計生委2010年的數據顯示，在2010年所有新生兒中，頭胎比例達到了93%，而最近一次人口普查顯示，北京的生育率和上海基本持平。
何亞福指出，人們實際生育子女數量少於他們願意生育子女數量的現象，並非中國獨有；有時人們會因身體原因無法生育子女。日本的“意願生育率”為2，而實際生育率僅為1.3。
當然，中國確實有一些夫婦想要兩個甚至更多的孩子，並且這些年來，不管官方政策是怎麼規定的，已有不少夫婦設法生了兩個甚至更多孩子。同樣，這往往也跟錢夾子有關：在某些地區，違規超生的罰款金額可高達個人年收入的三倍，而在另外一些地區，二胎的罰款還不夠買一部iPhone。
中國著名電影導演張藝謀有7個（指孩子，而不是iPhone），並可能面臨高達人民幣1.6億元的罰款。但負責罰款執行的計生官員不久前表示，他們無法找到張藝謀以收取罰款。
但不論此次計畫生育政策調整是預示着邁向生育自由的一次重大飛躍，抑或只是邁向更高城市生育率的一小步（眼下的城市生育率已逼近臨界值），幾乎每個人都很高興，包括爺爺奶奶輩，因為政策調整為他們的家族增加了一次延續香火的機會，否則香火可能會斷。在《上海日報》調查中投票給願意生第二個孩子的人中，約有二分之一是出於家族原因，或是出於“養兒防老”的考慮。
不過，一旦算清楚經濟賬，很多夫婦會產生不同的想法：一些城市家庭為嬰兒購買安全的國外配方奶粉的支出，可佔到家庭月收入的二分之一。很容易算出，入住帶護理服務的養老院所需費用，無疑要比把一個孩子從小養育到大更便宜。因此，應當賣出鋼琴股和奶業股，買入養老服務股。在中國，老年人潮的出現可能會比嬰兒潮早得多。
“自利型婚姻的危機”這是陳飛翔所撰寫的一篇文章的題目。
文章說，說到房子，是當今中國人心頭永遠的痛。價格像火箭一樣飆升的房子令人望而怯步，“一套房子消滅一個中產”的說法毫不誇張。留在一線城市眾多的大學畢業生、研究生，甚至博士生很難憑藉自己的力量在短時間內置房，除非藉助家人及親戚們的經濟力量。即使這群被外界稱為“准中產階級”的人買了房，也成了名副其實的“房奴”，身上背負着沉甸甸的房貸月供，稍有閃失就有可能斷供。房價仍在繼續攀升，人們對房地產市場非理性繁榮心存恐懼，害怕終有一天房地產崩盤將給社會帶來無法預料的嚴重後果。這一天遲早會到來。
沒有誰知道這一天會在什麼時候到來，但不可否認的是,不斷攀升的房價改變了我們對整個社會的看法，伴隨着看法的改變,亦潛移默化地影響了中國傳統婚姻的價值觀。如果我們仔細梳理一下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婚姻觀的變遷史，就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中國婚姻加速呈現商業化性質，從最初的互利型，最後演變成自利型。自利型婚姻觀最顯著的特徵是女性最希望的婚嫁對象是“有房男”，而不再是傳統意義上兩人艱苦奮鬥共築愛巢的樸素想法。北上廣深（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這四個一線城市的女性“嫁人要嫁有房男”的理念尤為突出。
這種“嫁人要嫁有房男”的理念不僅僅體現在女性在婚嫁方面更趨商業化，而且嚴重消解了傳統婚姻上法律賦予的一夫一妻制的社會合法性，在道德上則是陷入“家庭娛樂化”的困境。隨着房價的不斷上升，高到遠遠超越了多數人的購買力的時候，房子的性質就從一種普通居所性質的商品蛻變成了具有特別社會屬性的產物。房子一旦被人為的色彩塗上了特別的社會屬性，保障家庭和婚姻最基本的“衣食住行”四大功能之一的“住”功能就會異化。一線城市的女性在婚嫁方面顯得特別商業化，“嫁人就嫁有房男”的想法一點也不奇怪。一個女人嫁給了“有房男”就意味着自己符合了社會規範，就會被社會認可，也不會因自己的老公無房而被同事看不起，更不用擔心不斷上漲的房價給自己的心理造成很重的負擔。“嫁給有房男”的女性看中的就是房子上面被人為塗上的那層厚厚的社會屬性給自己帶來的好處，“住”的功能反到退而為其次了。租房和買房都可以實現“住”的功能，若從經濟角度來衡量，租房比買房更加實在與便利。但在現實生活中，很多女性並不怎麼贊同租房，更傾向於購房，這也部分地解釋了中國文化中的“面子工程”更適合中國人的民族性格，寧願放棄部分合理、經濟、有效的生活安排。
女人們選擇“有房男”是符合社會規範的。但這種社會規範是在“有房的婚姻”與“無房的婚姻”之間篩選的，最後勝出的是“有房的婚姻”，由此成為社會普遍認可的婚姻模式。這種類似於“城鄉戶籍制度”的“二元結構”的婚姻模式，一方面加大了“有房”群體與“無房”群體之間的對立，另一方面無形地誘發很多“無房”群體想進入“有房”一族。這也可以很好地解釋很多女性為了房子願意給已婚成功男人做“二奶”，是因為社會認可房子的社會價值，以至於忽視了“二奶”在法律與道德層面的問題。中國社會人為把房子與社會規範捆綁起來的做法，嚴重削弱了婚姻的穩定性，而且派生出了一道“以性置房”或“以房換性”頗為壯觀的畸形社會景觀。
“以性置房”或“以房換性”的做法雖然被社會普遍接受，但對傳統的婚姻制度帶來了嚴峻挑戰。傳統婚姻社會意義上的“一夫一妻制”已經變成了性意義上的“一夫多妻制”或“一妻多夫制”，這種社會意義與性意義的有效分離賦予了婚外情在性方面的合法性、法律方面上的非法性，而道德上陷入了“家庭娛樂化”的困境。
很多年輕人，包括很多女性都想通過自身的努力獲得成功，包括社會地位、財富、房產、小車、名望以及優質的婚姻，但現實卻殘酷地打擊了他們積極進取的心。一些人憑藉權力、美色以及不道德的手法輕而易舉地實現了財富的大積累，而那些不僅努力工作而且遵紀守法的人卻與自己的理想擦肩而過，久而久之，這必然會慢慢摧毀一個社會良好運轉的秩序。與此同時，大家對法律的不信任與道德上的漠視會蔓延到整個社會的方方面面。中國傳統的婚姻制度遭遇嚴峻挑戰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如果一個社會繼續賦予房子特別的社會屬性，而且年輕人向上流動的途徑仍然受阻，通過自身的努力不太可能實現自己的目標，那麼女人“嫁給有房男”的故事還會繼續重演，“原配”與“二奶”之間的大戰依然精彩，中國的傳統婚姻制度將會更加脆弱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