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女性家族部2014年1月14日提出將日軍慰安婦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的計畫讓本已困難的韓日關係又添了幾分緊張，但更將一段遙遠的歷史重新拉入公眾視線。數十年過去，當年的慰安婦已經無數不多，如果說她們希望討回公道的努力一再失敗的話，日本政界面對歷史問題的認識反反複復也使得這段歷史對於其受害人來說始終是一道無法癒合的傷口。
慰安婦指那些二戰期間被日本軍隊強行擄走為作戰部隊提供性服務的女子。越來越多的歷史資料證明，強擄當地女子隨軍提供性服務的做法並非孤立、少數事件，而是一種大規模的、有組織的行為。日本中央大學歷史學者吉見義明（Yoshimi Yoshiaki）以大量史料證明不僅日本軍隊，而且日本政府部門都不同程度參與了慰安婦制度的形成與運作。至於慰安婦人數，各方學者估計不一，但更多傾向於至少有20萬人的說法。她們主要來自日本本土、中國，還有包括當時在日本佔領下的台灣和朝鮮，也有部分東南亞國家和荷蘭女性。上海師範大學教授蘇智良曾估計僅是在中國，就有20萬女子淪為慰安婦。台灣則大約有兩至三千人。這些女子被送入各地的慰安所，提供服務。從後來倖存者的講述來看，她們的服務往往已經不再是簡單的性服務，而是性蹂躪，她們中很多人或者染患性病，或者因為多次墮胎而造成終身不孕。一些慰安婦在戰爭後期，被潰敗的日軍殺害，少數人則在戰爭結束後得以自己設法返回家鄉。但亞洲文化傳統又使這些被迫淪為性奴的女子往往面對家人與相鄰的歧視與排斥，在孤獨困苦中度日。
這些女子作為受害人引起國際輿論的關注時已經是90年代。1991年，韓國慰安婦金學順率先打破沉默，就在二戰中受到的性迫害提起訴訟。1993年，日本中央大學歷史學者吉見義明（Yoshimi Yoshiaki）的研究成果在日本以及國際輿論中引起廣泛關注。自此，東亞各國不少受害者紛紛站出來提起訴訟，形成慰安婦對日索賠的國際行動。
不過， 1993年，時任日本內閣官房長官河野洋平雖然曾代表政府承認日軍曾強征慰安婦的事實，但受害者們的索賠行動卻每次都以失敗告終。相關司法裁決雖然承認這些慰安婦曾遭受監禁和暴行，但每次都以“超過追溯期限”或者戰後的舊金山合約為理由，裁定索賠請求不成立。
這些慰安婦索賠無望的同時，她們的受害人身份也不斷因為日本國內時常出現的否認或淡化慰安婦制度存在的言論而受到質疑。慰安婦問題一直也是日本與周邊鄰國圍繞歷史問題的認識嚴重分歧的一個部分。司法訴訟因此也一直伴隨着日本與周邊鄰國圍繞相關問題外交論戰。最新的一次風波應該是2013年5月，日本右翼團體日本維新共同代表的橋下徹發表所謂“慰安婦的存在是必要的”的言論。此番言論不僅引起中國、韓國等亞洲國家的抗議，也受到來自美國的批評。
事實上，慰安婦討回公道的努力雖然困難重重，但國際社會已經逐漸認識到了慰安婦制度的本質。自九十年代起，聯合國多份報告提及慰安婦問題，敦促日本相關部門承擔法律責任，並向受害人道歉和賠償；聯合國與國際勞工組織也將慰安婦制度裁定為違反人權，等同於性奴役制度。美國和加拿大雖然算不上是這一性奴制度的受害國，但這兩個國家的議會都在2007通過議案，就二戰期間的日軍慰安婦制度提出譴責，並呼籲日方道歉和賠償。有眾多受害人的台灣、菲律賓和韓國近些年也在議會通過決議，要求日本道歉。
如果說韓國提出的為日軍慰安婦紀錄申遺計畫與日韓兩國近年來緊張的政治背景不無關係的話，曾數以十萬計的慰安婦倖存者如今已經寥寥無幾。對於這些曾經飽經蹂躪卻不曾討回公道的受害人來說，讓歷史記住她們的苦難自然有着不同尋常的意義。而對於今天和未來的社會來說，這段歷史也應當成為一個警示，提醒世人在當今的戰爭和武裝衝突中，女性仍然常常因為她們的性別而成為無辜的受害者。
不過，目前尚不了解韓國將如何組織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請將慰安婦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的工作。根據韓聯社14日的報道，韓國正在調查韓國國內、中國、東南亞和日本的慰安婦資料現狀，並編輯目錄，計畫在2014年底完成這項收錄工作，提交韓國文化財廳審議並徵集評選之後，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出申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