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知道：戴高樂總統曾經委任當時的法國政治家埃德加-富爾在1963年以其特使的身份前往中國，從而使巴黎與北京在1964年1月27日正式宣布相互承認。在中法建交50周年之時，人們也許更有興趣了解這位法國政治家與中國的關係，他對中國的認知程度，他對時任法國總統的戴高樂將軍施加的影響。這對我們理解中法建交的歷史背景和50年來的世界變化，都是不可或缺的。
埃德加-富爾生於1908年，1988年去世。他21歲成為巴黎律師界最年輕的律師，二戰中流亡突尼斯與戴高樂將軍在阿爾及利亞的抵抗力量會合，從而與政治結下不解之緣。在長達80年的生命中，他多次擔任法國政府部長，在第四共和國時期，他兩次擔任相當於總理的法國政府首腦，他曾經還是人氣甚高的總統候選人，並在1973年到1978年間擔任法國議會主席。
埃德加-富爾一生去過三次中國，第一次是1957年6月，這是一次中國政府邀請的私人旅行。第二次是1963年10月，埃德加-富爾作為戴高樂總統的代表，對中國進行非正式不公開訪問，完成了巴黎與北京的建交談判。第三次是1980年，時隔16年再去中國的埃德加-富爾看到文革10年荒廢了的中國和沒有多少進展的中法關係。
在今天的節目中先向您介紹埃德加-富爾的第一次中國之行。埃德加-富爾是這樣記述他的第一次中國之行的：
“我第一次去中國是1957年的6月初，那是一次中國政府邀請的私人之行。我可能是最先被中國政府邀請的西方人之一，說不定是第一個人，但我對此不敢肯定。我進入中國邊境的時候是憑着一張印在散頁紙上的簽證，因為那時中法間尚未建立外交關係。
這次在中國的旅行大約有六個星期，我和夫人遊覽了中國的一些地方，自然也會見了政治人物。我和夫人得到毛澤東的親自接待，我和中國總理周恩來有數次相見的機會，有時還有中國政府的其他成員在場。
回到法國後，我出版了一本名為《蛇與烏龜：人民中國》的書，我在書中建議：如果承認中國，對法國將會是個不錯的選擇。我那時的看法是：世界上大多數的大國當時斷然並簡單地採取不承認中國大陸的立場，這種做法是十分荒謬的。我在擔任法國政府內閣主席( Président du Conseil 法國第三和第四共和國時期的政府首腦的稱呼，相當於總理)時，就開始研究考慮這個問題，但我並沒有來得及解決。我當時所能做的就是試圖在北京和巴黎互設一個新聞機構，使中法兩國間起碼有一個聯繫的中轉站。
我在書中談到的第二個問題是福爾摩斯即台灣問題，這是我們面對的最困難問題。我提出的解決方式是：我們在北京開設大使館，中國人則在巴黎開設大使館。同時我們在台灣保留一個領事代表處，為的是不與蔣介石元帥分手。我把這本書寄給了戴高樂將軍。將軍像他習慣所做的那樣，給我手書一封相當長的回信。他在信中告訴我說：他興趣盎然地閱讀了我的書，他對與中國建交的設想很感興趣。但由於當時法國國內的內政問題，將軍的心境不佳，因此他認為當時還不是為與中國建交而努力的有效時機。
也許是因為我們曾經通過以上這封信，而且因為戴高樂將軍還記得我的書，所以當將軍重返政壇一段時間以後，大概是1960年的一天，他要我去見他並談中國問題。我當然在這之前有多次見到將軍的機會，但都談的是其他問題。交談中，將軍問我在有關中國的問題上，是否有什麼建議？我回答他說：雖然我一直抱持原來那本書中贊成與中國建交的立場，但我現在還不能建議他立即採取任何實際行動來與中國建交，因為當時的形勢在我看來不夠有利。我特別擔憂的是阿爾及利亞獨立問題對此事的影響。如果我們現在派大使去中國，就在阿爾及利亞問題上處於被批評碰釘子的風險之下，我們的大使可能有一天還會碰到阿爾及利亞解放組織的代表。”
以上您聽到的是埃德加-富爾所寫的第一次去中國前後經歷的文章。有關這段經歷的一些細節，埃德加-富爾後來給予過補充說明。首先：為什麼北京當年會邀請他而不是別人？埃德加-富爾解釋說：北京在1955年就對他發出邀請，是因為他一貫以開放精神著稱，和在國際關係問題上的明智務實態度。北京注意到他曾經以法國政府首腦，即總理的身份在法國參議院的一次發言中說過：“如果以為在台北的中國才是中國的話，是不現實的。”他在擔任法國政府首腦期間作出的另一個姿態就是以上提到的他促成建立雙方新聞代表機構一事。另外，當富爾得知有一個中國青年代表團訪問法國時，就堅持要在總理官邸馬提尼宮會見這些中國年輕人，要和他們談談話。後來富爾去中國時，毛澤東與他提起這些事，說明毛澤東對他的友好姿態是很在意的。
第一次中國之行後，回到法國的埃德加-富爾繼續相當高調地談論中國問題。他在《費加羅報》撰文，出版《蛇與烏龜：人民中國問題》一書，他的夫人也發表了一本《中國行日記》。在《蛇與烏龜：人民中國問題》的書中，埃德加-富爾以他當時有能力佔有的關於中國共產黨和國家政治發展的有限信息，試圖分析中國式共產主義和蘇式共產主義的異同。富爾對中國當時反右運動及前期的所謂“百花齊放”運動發表了悲觀看法。
在思索共產黨中國這一特殊問題時，埃德加-富爾是將其放在當時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意識形態對立，東方和西方兩個陣營間對立這個看不到出路而無解的全球整體問題之下考慮的，希望通過與紅色中國恢復正常國家關係而走出意識形態困擾的死胡同，即便這會引發美國的不滿。 埃德加-富爾回憶說：當時東西方對立關係緊張，毛澤東也希望法國能發揮中介調解作用。毛澤東稱讚法國的光榮歷史，說法國比中國更能發揮重要作用。在中國感受到積極態度的埃德加-富爾於是提出更大膽的設想，他說：“我贊成西方世界強國，特別是法國，對共產主義國家，特別是中國，能採取一種新的，更加開放，更有自信，更勇敢的態度。”
埃德加-富爾第一次訪華中還多次談到周恩來，說周曾經在法國曾經勤工儉學，看起來聽得懂法語，但有時說很少幾個法語詞。周恩來告訴他說：“他在法國時才真正產生共產主義信仰，他認為：把工薪階層變成資本家是不可能的，但把資本家變成工薪階層是可能的，我們7年來就是這樣做的。”
埃德加-富爾認為毛澤東對法國的稱讚既是出於中國人的謙虛，也表現出對中國人獨立自主的驕傲。正是因為中國取得巨大進步，中國才更敢於強調自己的不足。對這樣一個中國及其領袖，西方國家卻視而不見，埃德加-富爾認為這是一種荒謬的態度。他問道：“我們堅持這種態度有什麼意義呢？我們難道要建一座長城來包圍中國？用城牆外交來對付這位走過長征的領袖嗎？”
以上為您介紹的是法國政治家埃德加-富爾1957年6月在中國政府邀請下對中國進行第一次私人訪問的過程和他對中國的認識看法，從中我們可以了解作為一個在法國政界有影響力的人物，埃德加-富爾當時對中國的認知，和他對與中國恢復國家正常關係的理由。五年之後的1963年10月，埃德加-富爾作為法國總統戴高樂的代表第二次秘密前往北京，展開巴黎與北京間的建交談判。(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