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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與家庭

李思磐:新女權運動更注重對政府問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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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近年來出現了一批女權行動派。從佔領男廁所,呼籲解決男女廁位不均衡問題,到裸體反家暴,從剃頭抗議高考招生過程中的性別歧視,到北外學生的《陰道之道》劇組成員製作的“我的陰道說”系列圖片引發的輿論風波,她們以行為藝術的方式,用挑戰中國傳統文化的語言,表達要求性別平等的訴求。中國是否正出現新一波女權運動?這一波女權運動與傳統的女權運動有怎樣的區別?在當今中國社會,這些新女權話語是否有些曲高和寡?中國女性在政治言說中的半邊天地位面對怎樣的社會現實?我們帶着這些問題電話採訪了女權活動人士、廣州新媒體女性網絡召集人李思磐女士。

2013年9月,首例就業性別歧視訴訟在北京立案成功。12月初,三名女生祚在北京海淀區法院門前舉牌,呼籲消除就業性別歧視;
2013年9月,首例就業性別歧視訴訟在北京立案成功。12月初,三名女生祚在北京海淀區法院門前舉牌,呼籲消除就業性別歧視; 女權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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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後兩波女權運動的區別在於與國家的關係不同

法廣:中國社會近年來出現一些以行為藝術形式表達的女權活動,比如佔領男廁所、裸體反家暴、大學生街頭快閃抗議公務員錄用體檢時的婦科檢查等等,這些表現形式都在不同程度上刺激着中國傳統的文化語境。是否可以說中國正在形成一種新女權運動?這種新女權運動與此前的女權運動有什麼區別?

李思磐:對。曾經有媒體把這個運動稱作女權運動2.0。這些女權運動與前階段女權主義是否有什麼不同呢?據我個人觀察, 1995年的世婦會(註:在北京舉行的世界婦女大會)和聯合國議程、國際基金會資助所帶動的那一輪女權主義,比如從行動者來講,很多人都是婦聯繫統的幹部,或者是研究者,或者是高校里婦女和性別學科的帶頭人。在環保運動中有一個名詞,叫做“嵌入式的行動主義”。我基本上認為,在1995年世婦會前後開始的那一波民間女權運動比較符合這種“嵌入式的行動主義”的特徵,就是說,行動者本身是體制內的人,她們通過結合國際的和體制內的資源,來做一些實際的工作。她們最大的問題就是不太注重通過媒介與大眾溝通。

從2012年開始,我應該說是從佔領男廁所(行動)開始,這一波的行動者不一樣之處,是她們都是年輕的女學生,她們沒有什麼資源,更談不上什麼體制內的資源。她們是從權利訴求,就是公民的權利訴求的角度,而且是從質詢政府、向政府問責、要求政府保障性別平等這樣的意圖出發。她們會積極地使用行為藝術的方式,調動媒體,讓媒體加以報道,也通過媒體來與大眾溝通,向大眾宣示她們的議程。這是與以往的女權運動非常不同之處。

法廣:是否可以說這些新出現的女權活動的自主意識更強?

李思磐:我很難直接說這是自主意識。我想說的是,與前一波女權運動相比,這一波女權運動與國家的關係不同。前一波女權運動更注重與國家的合作,而這一波女權運動更注重對國家的問責,它與國家的關係不一樣。另外一方面,她們與大眾的關係也不一樣。前一波的女權主義者更希望通過人大議案、立法等方式,用前輩老師的說法,就是改變要先改變領導幹部的觀念。但後一波的女權主義與大眾的距離更近,而且,她們非常積極地動員傳媒。就是說,這兩波女權主義最大的區別是與國家的關係不一樣,與普通人的關係也不一樣。

法廣:您剛才提到這一波女權行動者都比較年輕。對於這些年輕人來說,促使她們參與女權行動的主要原因是什麼?為什麼會在當今中國出現新一波女權運動?

李思磐:這就是我認為兩波女權運動不可分割的原因。實際上,後一波女權運動中,這些年輕人的老師其實都是前一波女權運動的參與者。很多大學裡現在都設有社會性別或女權主義學科、這些大學生能夠接觸到的資源 包括翻譯著作、包括可以設立的課程,都是前一波女權主義者的戰果。所以說,是前一波女權主義提供了思想的武器,這包括對國外女權主義運動的介紹,包括對女權主義的外來資源 比如一些外來基金會的資金引入。我覺得,特別重要的是高等教育領域婦女和性別研究學科的建設, 這些建設使得這一波女生可以在一個至少有社會性別和女權主義學科的大學環境中成長起來。

女性半邊天地位不像看上去那麼樂觀

法廣:女子能頂半邊天的口號多年是中國婦女解放的一個符號。在今天的社會情況下,中國女性地位在社會生活各個領域出現不同形式的發展,很多外國人目睹活躍在經濟領域第一線的中國女性感慨不已。但在半邊天口號提出半個多世紀以後,整體來說,您怎麼看中國女性在實際生活中的這種半邊天地位?

李思磐:沒有看上去那麼樂觀。中國每隔十年都有一個全國性的婦女地位調查,每個省都有,是一次經過分層抽樣等比較嚴格的形式完成的調查。這些調查顯示,在勞動收入部分,女性相對於男性的勞動收入(比例)已經從九十年代的八成左右,降到現在的六成左右。如果算上財產性收入的話,女性收入可能只是男性收入的四成多一點。這雖然僅僅是經濟指標,但我覺得很能說明問題,因為一方面女性人數在高等教育領域確實在不斷向上提升,但是在市場化的過程中,可能只有一部分頂尖的女性可以得到好處,所有人的經濟條件可能都在改善,但是,女性收入提高的部分顯然遠遠落後於男性。那我們就很容易得出結論:一定是有些東西阻礙了女性在市場上取得成功。這些東西究竟是什麼?一方面,市場有一種解放的力量,國家在很大程度上退出了社會福利領域,這種形勢可能不利於婦女,因為婦女要生育,要照顧家庭 女性做家務的時間平均每天比男性多兩個小時;另外,並不是改革開放給所有人都帶來了機會,事實上,在女性參政部分,中國有些數據還不如改革開放前的情況。

女權行動派形成了有效的推進力量

法廣:中國近年出現的這些新形式的女權活動每一次都參與人數有限,給人感覺這些新女性話題好像更是沙龍里高談闊論的話題。怎麼理解這種局面呢?

李思磐:我不認為中國女權行動僅止於沙龍談論。如果說僅止於沙龍談論的話,自由主義的情況可能更甚於女權主義。

要動員女權運動,能夠有資源、有能力、或者能夠貢獻自己空閑時間的人可能更是那些受到過比較好的教育、有中等以上水平收入的人,她們這些人才有可能參與,但這並不意味着女權主義者只能是一個中產階級的、或者說沙龍女主人的行動。有些時候,女權主義可能看上去像是沙龍里的時髦,但是,青年女權行動派肯定不是這樣。她雖然她們很年輕,但她們是腳踏實地的,她們結合全國婦女權利的一些非常重要的議題採取的行動。比如佔領男廁所,這是每個人都可以感同身受的公共空間與公共資源(分配)不平等問題;還有一些議題可能是這些青年女權行動派比較切身的體驗,比如 就業領域的歧視、大學招生中的歧視,等等。我認為,這些都不是沙龍里的時髦,都是非常重要的議題,而且,她們也形成了非常好的推進的力量。新媒體女性(網絡)剛剛成立的時候,我們曾關注大學錄取過程中(男女錄取分數線不同)的議題,當時,北京大學(外語)小語種(招生時)降分20-30分錄取男生。這在當時雖然也引起了主流媒體的關注,但是,正因為沒有青年女權行動者,所以,教育部沒有做任何錶態。而此後,青年女權行動派組織了很多活動,比如剃光頭(抗議招生男女分數有別),她們還對大學的招生簡章舉行了量化統計,等等。在一系列的問責行動之後,教育部被迫發出通知,明令很多專業不可以制定招生男女比例。所以,雖然她們有些行動看起來很激進,比如剃光頭,好像是女孩子在做行為藝術,但實際上,她們問責政府後得到的回應是好的,效果也非常明顯。行為藝術只是她們調動大眾媒介傳播的方式而已。在前衛藝術背後,每次都會有一系列諸如向政府主管部門遞信等行動。在這些大學生或者剛剛大學畢業的年輕人之外,還有很多女律師活躍在其中,所以,這些女權行動派在政策、法律、大眾傳媒等各個層面都有行動,並不只是一種行動。

法廣:您剛才提到自由主義傾向的學者對女權話題並不熱心,能否具體說明?

李思磐:我覺得中國的學術界和媒體主要被男權話語所佔據,這是不爭的事實。有很大一部分自認為是自由主義傾向的人認為性別平等與自由主義背道而馳,所以,他們對這個話題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或者避免辯論。從中國學術界既往的記錄來看,目前情況還是比以前好些,他們只是忽視而已。我記得,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甚至在二十一世紀初,都有學者出於不同目的、以不同的論述,提出要讓婦女回歸家庭,給男性讓出崗位。這樣的提案、這樣的建議,我們都見過很多,而且很多都是出自一些非常知名的學者。

我只能說這些男性學者沒有真正把自由主義貫徹到底,沒有真正意識到女性和男性是平等的。自由主義的基本概念是人人平等,每個人都應該得到平等的機會。我們可以在這個基礎上繼續思考:為了達到這個實質的平等,我們可以再做哪些制度上的改進?但是,自由主義者通常都是男性,而且是中產階層以上的男性,對於他們來說,只要有一個自由的市場,就可以有比較好的機會,但是,對於女性來講,情況並不是這樣,女性在社會裡承擔的角色與男性非常不同,女性要想得到平等的機會,需要有社會更好的配合,比如有更好的社會福利政策,而且,國家要有更多的改變歧視性文化傳統的措施,讓女性真正能夠在這個社會得到應該得到的機會,比如受教育的機會、就業的機會、提升的機會等等。如果不推動反歧視立法,就不能保證男女平等,讓女性也得到一樣的自由。

法廣:這部分人的觀點是否認為女性問題並不是首當其衝需要關心的話題,認為這只是次要問題呢?

李思磐:我覺得他們對所謂機會平等的認識非常膚淺,他們不知道真正的平等如果不落實到實質層面的話,就只是一個幌子。

三•八婦女節不是情人節

法廣:三•八婦女節之日,您有什麼希望?

李思磐:我希望有更多的人,更多的中國女性不要認為三•八節只是一個購物節。

三•八節通常都是兩會期間,前些年,有男政協委員要把三•八婦女節改成 “中國母親節”,也有女政協委員認為婦女節名稱不好聽,提出改成“女人節”或者“女性節”。這是我認為女權運動需要繼續下去的原因。我希望有更多的女性不是把三•八節看作是商場購物打折的節日。三•八節不是情人節,甚至也不是母親節,它是關於婦女權利的節日,它的起源是與婦女的勞動權利和機會平等結合在一起的。”

這些新女權行動雖然往往參加者人數有限,但不無挑釁、又充滿想象力的表現形式也迸發著一種活力。“我可以騷,你不可以擾”、“我的陰道我做主”、“制定政策請勿傷害子宮”等活動口號刺激傳統文化語境的同時,也宣示出一種身體自主意識、個體意識的覺醒。中國女性也許正走出意識形態裹挾下的“被解放”狀態,走上自我解放的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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