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一書的作者是中國知名記者楊繼繩的作品，寫的是大陸上世紀六十年初的大饑荒。該書問世後引起巨大反響。楊繼繩根據多年實地調查和數據搜集，指出大饑荒是人禍而非天災，總死亡人數是三千六百萬人。楊繼繩最近對亞洲週刊說，調查之前他以為中國大饑荒確是死了些人，但沒想到死了這麼多。如果說，調查中國的黑暗面是「反動」的話，「那我原來沒有那麼反動，越調查越反動了。」其實，揭露了大饑荒歷史真相的「反動」作家楊繼繩，也曾是「跟黨走」的「好同志」。
楊繼繩從一九六七年走進新華社編輯部至今，已經有四十六年。他是清華大學的理工科大學生，畢業後分配進新華社工作，開始了記者生涯。楊繼繩很快發現，「那時當記者只要兩個字﹕緊跟。不需要多少學識，只要緊跟政治形勢，就能出色地完成任務」。但摸熟了這一套「緊跟」路線的楊繼繩走入了焦慮時期，他不知道記者這個工作還有什麼意義。反而是毛澤東說的一句話「當什麼記者﹑出什麼名，研究社會吧」，讓楊繼繩找到了方向。那時候社會上出現「走後門」現象，上大學靠「推薦」，被推薦的多是權勢子弟。楊繼繩下決心揭露此事。
在九十年代中後期，楊繼繩接觸了一些外國書籍，引領他徹底走向了自由主義道路。其中對他影響最深遠的，是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楊繼繩發現，哈耶克對集體主義經濟危險性的警告，從根本上解釋了他年輕時遭遇的悲劇，以及當下中國的困境。書中有一句話是：「在我們竭盡全力自覺地根據一些崇高理想締造我們的未來時，我們卻在實際上不知不覺地創造出與我們一直為之奮鬥的東西相反的結果。」
「覺醒」後的楊繼繩決定弄清楚年輕時經歷的那場大饑荒的真相。數年的資料積累之後，二零零八年楊繼繩在香港出版了全面剖析大饑荒事件的書籍，取名《墓碑》。比《墓碑》波瀾更大的，是二零零四年出版的《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該書出版前，楊繼繩深知危險性，叫來兒子和女婿，說最大的風險可能是坐三年牢，「寫書坐牢不醜，不會給你們丟臉」。
年過古稀的楊繼繩仍在上班，每個星期工作三個半天，餘下時間研究文革。他說，「記者就是要寫大事件，大饑荒大躍進寫過了，改革也寫了幾本，剩下的就是文革了。」楊繼繩回憶起這十年浩劫，心有餘悸：「親身經歷的並不一定很知道它的全貌，因為你是不自主的，意識形態的高度統一控制著每個人的行為思想，超越是危險的，也是不可能的，因為沒有信息。」楊繼繩寫文革，希望自己能跳出框架，還原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