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22日，由中國上海交通大學東京審判研究中心主持編纂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記錄》借巴黎國際書展之機，啟動全球首發。但是，東京審判已經結束66年，日本和英美已分別於20世紀60年代、80年代影印出版了日語和英語版庭審記錄。人們不禁要問：作為日戰最大受害國的中國為什麼在今天才首次出版這份文獻？在中日關係持續緊張的今天，它的出版是否另有含義？交通大學東京審判研究中心主任程兆奇教授在巴黎書展的首髮式後接受了我們的採訪。
這份總共80卷、長5萬頁英文出版物是1946年至1948年間審判日本侵略戰爭罪行的東京審判全過程記錄，是由在海外收集的東京審判庭審記錄的微縮膠片，影印而來，可謂工程浩大。為便於讀者利用、檢索，東京審判研究中心主任、程兆奇教授還為這份庭審記錄主持編纂了索引和附錄，由全篇人名索引、證據索引、出庭人名索引、重要事件索引和附錄組成。應該說，這份庭審記錄的全文出版填補了中國學界在東京審判研究中的一大空白。
真正的問題是：為什麼我們這麼晚才出版？
法廣：這次東京審判庭審記錄出版讓人首先想到的一個問題是：為什麼現在才出版？
程兆奇：中國作為最大的受害國，作為東京審判的主要參與國，到現在我們都沒有庭審記錄，這實在是說不過去的。真正的問題不是現在為什麼出，而是我們為什麼這麼晚才出。這麼晚才出，有種種原因……就是有種種原因這四個字……
法廣：不能更具體地說明么？
程兆奇：現在為什麼出呢……一般人會想到現在中日關係交惡這樣一個背景。實際上，我們並不是在釣島爭議、兩國關係緊張之後（才制定）這項計畫，我們是在2011年5月3日，也就是東京審判開庭65周年的時候，成立了東京審判研究中心。當時我們有一個規畫，其中很主要的（內容）就是收集、整理、出版東京審判的相關文獻，而在所有相關文獻當中，庭審記錄是放在第一步的核心文獻。這是我們自己的一個計畫。
法廣：就是說和後來中日關係的發展沒有直接的關係。
程兆奇：對，沒有直接關係。
法廣：這次出版的是當時庭審記錄的原文呢，還是整理之後由中國出版的文字？
程兆奇：（出版的）是原文。當時的庭審記錄有兩種文字，一個是英語，一個是被告方語言，也就是日語。在東京審判的時候，每天都有記錄，英文本當天記錄後，一般是次日就發送給原、被告雙方，印得份數比較多，日本的媒體、機構當時都有收藏。日文記錄一般要等幾個月才出來。
東京審判在中國尚未真正走入學術圈
法廣：現在出版這些庭審記錄，你們希望在中國學界彌補哪些不足呢？
程兆奇：中國學界的問題，就是我剛才講到，法國在2010年出版了多年來第一部（關於）東京審判的書：《東京審判 被忘記的紐倫堡》。作者在前言里特別解釋了他為什麼要寫這本書：他就是感嘆於紐倫堡審判在法國的巨大影響力，而東京審判幾乎不為人所知。
中國的情況與法國不同。這些年來，通過電影、其他電視、讀物 不是學術著作，等方式，東京審判在中國幾乎家喻戶曉。但同時，長期以來，東京審判還是停留在公共話語里，還沒有真正走入學術圈，少量人在做一些最大問題的研究，所謂最大問題就是您剛才提到中國和西方、和日本看法的有很大的不同，中國幾乎只講“正義的審判”等……為什麼研究僅限於此呢，其中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因為我們沒有文獻。實際上，東京審判當時有大量的各種記錄，現在出版的只是極小一部分。可就是這極小的一部分，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中，連國家圖書館 中國最大的圖書館都沒有收藏，海外已經出版的沒有收藏，更不用說中國自己根本就沒有出版。
我們現在的一個計畫就是要用十年的時間，把國際檢察局的所有文獻（這還不是東京審判文獻的全部），也就是國際檢察院所謂的官公文書，全部出版。最後出版的紙本大概相對於你們這次看到的80卷的十倍以上，大概是一千卷左右。
中國對東京審判的評價與國際學術界沒有交集
法廣：國際史學界、法學界都對東京審判有很多評論，有很多爭議，也有不少批評，但是，我們注意到，這和中國方面對東京審判的評價有相當大的差異。中國方面一直肯定東京審判是“歷史的審判”，“正義的審判”，是“不容置疑”，“不容爭辯”的審判。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差異？
程兆奇：圍繞東京審判的爭議不是從今天才開始，也不是東京審判之後才開始，它在東京審判的法庭之內、在開庭伊始就有了。當時，檢察官季南（法廣註：約瑟夫•季南，美國人，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首席檢察官兼盟軍總部國際檢察局局長）開庭時說：東京審判是“文明的審判”。從那一刻起，“文明的審判”和“勝者的審判”就爭論不休。“文明的審判”和“勝者的審判”實際上是原、被告雙方各自的觀點，從法庭之內，到法庭之外。
但從80年代起，原來堅持“文明的審判”的一派被超越“文明的審判”和“勝者的審判”的所謂“超越論”所代替。特別是進入2000年以後，在西方，在日本，已經沒有人再說“文明的審判”，讓人感覺“勝者的審判”（那一派）似乎略勝一籌。
中國呢，長期以來，在東京審判這個問題上，中國與國際學術界是沒有交集的。實際上我們比“文明的審判”更強化了些，我們說是“正義的審判”。季南當時說的是“文明的審判”，從語感上來說，“正義的審判”還是比“文明的審判”更強了……
法廣：那是不是政治色彩也更濃厚了呢？而且，在發行會上大家多次提到的若代爾這本書《東京審判 被遺忘的紐倫堡》，我粗略翻閱了一下，感覺作者更多地是從法學的角度，去分析這次在政治、意識形態以及各方利益交織之下的審判中，不符合法學思維的地方……
程兆奇：爭論由來已久，西方學術界，包括日本學術界，現在還是有爭論。中國原本沒有研究，這些問題也就沒有進入中國學術界的視野，日本人當然研究最多。西方在法學上的質疑，實際上當時辯護方提出的。辯護方當時主要提出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東京審判的主要罪名中 反和平罪、反人道罪等，違反了“法無明文不為罪”（就是罪行法律、法定主義），是事後法。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在事實的認定方面，他們（辯護方）認為，日本和德國的情況有相當大的不同，但是，東京審判原則，也就是東京審判憲章，基本照搬了紐倫堡憲章，從法制角度說，他們認為這本身是有問題的。這是他們的看法。
要回應首先應該了解對方說了什麼
法廣：近些年來，中日關係非常緊張，圍繞歷史問題的爭議也非常激烈。在這種氣氛之下，史學者是否還能夠保持一定的距離，比較平衡地展開研究呢？史學家怎麼面對這種整體的政治氛圍呢？
程兆奇：這個問題很好。您剛才講到，在海外看來，（對東京審判的評價）中國就只有一種聲音，實際上，現在，即使中日關係，因為牽扯到所謂的民族大義，給人感覺這比狹義的政治正確更難超越。（但）實際上還是有相當大的自由度。我自己感覺，我們起碼應該了解國際學術界，特別是日本的反對方，他們究竟講了些什麼，我們面臨的是什麼問題，而不是僅僅有一個高調的立場，結果，拿我們的批判與日本右翼言論（對比）一看，根本就是針鋒不接，他講的和你講的完全是兩回事。我覺得，我們現在回應，首先要知道他究竟講了些什麼，然後，我們再在此基礎上發表評論。我們現在的工作，大量史料的出版、海外著作的翻譯等，就是想達到這樣的一個目的。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記錄》及其中文索引和附錄的出版無疑是中國學術界的一個重要事件，但它也凸現出中國學術界對東京審判研究的嚴重不足。程兆奇教授在採訪中沒有明確說明為什麼如此。本台此前與交通大學出版社人員交流時，有人回答說，那是因為當時中國左傾思想的影響，也是因為東京審判的中方代表是由當時的國民黨政府派出。
在庭審記錄首發活動的新聞稿中，程兆奇教授提出，中國學界的當務之急是使東京審判研究真正地學術化。他指出“迄今為止中國有關東京審判的文字幾乎無不帶有‘民族大義’的強烈感情色彩，這也在情理之中。”但儘管如此，他還是堅持認為：“真正意義上的東京審判研究，可以、也應該不受情感、價值、信仰的羈絆，正如我們對侵略和暴行可以深惡痛絕，不等於我們有權要求審判不嚴格依法一樣。”
圍繞東京庭審記錄發行活動，一個法國人的名字和他的書著反覆被提及，那就是前國際人權聯盟秘書長艾迪安•若代爾(Etienne Jaudel)和他生前最後一本書著：《東京審判 被遺忘的紐倫堡》。交通大學東京審判研究中心在2013年出版了這本書的中文版。但如果說中國學術界希望藉此書突出國際學術界對東京審判的忽視的話，此書作者更注重強調的是人們對東京審判對國際刑事法庭建設的意義和它對普及普世人權價值的意義的忽視，與這次中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記錄》及其中文索引和附錄首髮式新聞稿以及這次活動中驅之不散的“勿忘國恥”的潛台詞有着相當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