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7日傍晚，中共中央紀委忽然宣布，中共在香港最大企業華潤集團的董事長，副部長級的紅頂商人宋林因涉嫌“嚴重違法違紀”，正在接受調查。此前的15日下午，新華社《經濟參考報》首席記者的王文志，再次通過微博實名舉報華潤集團董事長宋林，他公布了宋林早年和一名不明身份女性（據說是瑞銀香港分部員工楊某）的親密合影，指控其包養情婦，涉嫌貪腐。
去年7月份，王文志也曾實名舉報宋林在華潤收購山西金業煤礦資產中嚴重瀆職，造成巨額國有資產流失後，但舉報並無下文。
前天，宋林先是信誓旦旦在集團官方網站刊發聲明反擊，並以未具名高層身份，通過《第一財經日報》等媒體吹風：稱宋林儀錶堂堂，不可能看上樣貌似乎一般的楊某。
這篇罕見地使用化名“項梓”的報道又說“照片上，床上兩個人穿得都正正規規，目光很正常地對着前面。你能想象這是真有不正當關係的男女的行為嗎？”
未想當晚風雲驟變，宋林忽然被拿下，使得這些撇清變得有些尷尬和滑稽。
最早將舉報矛頭指向宋林的，是前《山西晚報》、《成都商報》記者李建軍，對宋林的這一結局，李建軍表示，“這個結果，看似突然，卻早在意料之中。”
李建軍回憶，這個事情最早進入媒體視野，是在2010年交易剛剛發生時，就已經引起一直對上市公司交易極為敏感的財經類媒體極大關注，質疑不斷。
當時，有記者從相關人員處採訪，加上通過公開報表進行分析梳理解讀，已經基本判斷整個交易規模在100億左右。
另一線上，華潤內部人士有關華潤併購山西金業、華潤聯盛和內蒙古五間房煤礦存在暗箱操作的舉報已在進行，並引起高層批示，及國家審計署派員進入審計。當時舉報者和媒體未能形成合力，因體制內人士總是迷信那種走“正規渠道”作用，不想也不敢去跟媒體接觸。
華潤作為中資在港最大企業，內部派系林立，例如有傳說，其總經理喬某就和宋林頗有水火不容之勢；而華潤高層手眼通天，掌握巨額財經資源，與北京許多政治家族有直接聯繫，因此，也成為權力交接後爭奪的熱點。
當時，曾因和山西公安廳從蘇浩、到李亞力等多位副廳長纏鬥多時的李建軍引起了內部爆料的關注。
一封匿名郵件發到了他的公開郵箱，李建軍回信舉報者，一是要求見面，二是要求提供支撐舉報的相應文件資料。經過長達半年多的斷斷續續馬拉松式秘密聯繫後，真正的舉報人雖沒見到，但總算見到了兩次“信使”，他們當時所可能提供的資料也基本提供完備。
李建軍結合原先已經獲得的張新明的工商等財務資料，開始解讀這些資料及推敲證據鏈條，這個過程，引起了《時代周報》的關注，派記者鄧全倫跟進。
在國內媒體中，有關華潤案的報道，《時代周報》鄧全倫是最早接觸到的，他是第一個到山西現場調查的記者，但他的稿子被華潤通過廣東省宣公關。
此後國內仍有多家媒體跟進，其中最為有力的是《中國經營報》記者李旭東的報道。李建軍至今認為，各個媒體報道華潤併購金業弊案的所有報道，仍以此篇報道最具權威及標桿意義。
此後，李建軍在和君創業等機構協助下，開始代表華潤小股東到香港維權：有跨國訴訟經驗的陳若劍律師加入、有對中國股市非常熟悉的專家團隊加入，小股東維權新聞發布會開始，國內媒體紛紛捲入。
李建軍認為，宋林之結局早已註定。尤其，財經雜誌那篇《起底煤商斂財術》（原名《華潤合夥人》，後標題被改得相對和諧），在去年11月底審計署再次形成審計報告和石油系案件已經接近收宮情況下推出，至少從媒體角度，這篇稿子終於判了華潤宋林的死刑，隨即，山西富豪邢利斌之被抓捕，一切都已“水到渠成”。
當然，王文志最後揮刀一擊，功不可沒，畢竟男女作風這種問題，尤其還有照片這種難以否認的直接證據，正是水到渠成。
宋林被查，又一輪造神和意淫狂歡已經拉開序幕，一如上次羅昌平“拉下”劉鐵男，有些官媒開始在喊什麼“庶民的勝利”或者“媒體人的勝利”。
對此，《中國經營報》記者李旭東評價是：歡呼媒體人勝利的，實際上是把自己放在了“成功地上達天聽的諫臣”位置，這是一種自輕自賤，一種以現代傳媒包裝起來的傳統奴性。
李建軍認為，宋林這案，可謂天時、地利、人和各項條件具備，朝野及中間可能涉及的各個利益群體或明或暗共同合力之結果，但並不足以開出可以遵循和仿效的新路。
在李建軍看來，記者報道和揭露過的，至今未被查者，未必是我們報道不力甚或無能之過，更非記者之恥，而是該盡責而未盡責乃至同流合污的有關部門之恥。舉報再紮實，有關部門就是不行動，你又奈何？甚或把他學劉虎般抓起來，雞蛋裡挑骨頭般查，他敢說自己經濟上有劉虎那麼清白？
在他看來，舉報也好，爆料也好，爆料者和舉報者所扮演的角色，其實最終還是別人喂料我們往外吐，頂多中間進行了點深加工。
其實細思一下，從頭到尾，從來料到最後是否查處、怎麼查，我們真能發揮什麼作用嗎？專門給別人當打手自非所能接受，但最後看結果，事實上也就是被人當槍使的角色而已，更悲哀的是，“我們有時根本不知誰在背後扣動扳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