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周一（6月23日）下午舉行了“台北 國立故宮博物院-神品至寶-”展覽開幕儀式，總共展出231件台北故宮文物，展覽日期是六月到九月。這也是台日自從1972年斷交以來，最高層級的文化交流活動。“神品至寶”展覽的籌畫及展覽細節協商了3年時間。此次的展出可說幾經波折，紛爭的原因是海報，而出了錯以後，沒有日本媒體單位出來說明出錯的背景生成原因。風波鬧愈鬧愈大，中日之間關係緊張，台灣方面甚至揚言不惜取消此次台北故宮國寶在日的“神品展”活動。本台請台灣東吳大學劉必榮教授來為大家談此次的風波。
此次的展出可說幾經波折，紛爭的原因是海報，而出了錯以後，沒有日本媒體單位出來說明出錯的背景生成原因，日本媒體竟然也不報道的台灣抗議聲音。結果即將動身前往日本參加翠玉白菜開箱典禮的中華民國總統夫人周美青臨時決定取消行程，風波也鬧愈鬧愈大，中日之間關係緊張，台灣方面甚至揚言不惜取消此次台北故宮國寶在日的“神品展”活動。本台請台灣東吳大學劉必榮教授來為大家談此次的風波。
劉必榮教授：本次在日本起的台北國立故宮展風波是因為少了“國立”兩字，台灣方面向日本抗議，日本方面解釋說，事出於那些協助展覽的媒體主辦單位負責宣傳文字的部分出問題，一開始是，東京博物館表示這部分不是他們的責任。日本方面並沒有把此事看成很大的事情，可能他們覺得不想把此事太政治化。我認為，日本此次沒有想到台灣對於此問題會如此敏感，此事對台灣來說有多重要。我想，經過此事件後，他們應該相對地會變得比較敏感一點了。過去，可能因為怕把事情做大了，大家都很難下台，導致日本的外交及中國的關係會受到影響。至於還有什麼內幕，就不是我們在台北所猜得到的。
法廣：這個背後是否存在因日本比較重視中國，討好中國，才會出現此種錯誤？
您認為，是否有中國在背後使力？
劉必榮教授：本次事件是比較複雜一點，就日本來說，它與台灣簽了約，但卻違約，沒有用“國立” 兩個字，可能考慮到中國方面可能會施壓，我想這一方面的原因是有的。可是，我們覺得台灣方面所作的可以提出兩點來，第一，我們要求日本加“國立” 兩個字，這並不是要日本去開創一個先例。事實上，總統馬英九也說，一向以來，故宮的文物展進入歐洲展覽都是寫上“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換句話說，是有例可循的。日本不會因此就開創一個先例，以後因此遇到很大的壓力，並沒有！第二，我覺得台灣方面，是要求日本要按照合同來做事，這看起來好象是政治敏感的問題，但我們把它局限在一個法律問題來處理，而且，我們沒有叫日本寫上“中華民國國立故宮博物院”，只是要求寫“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也沒要求寫“台灣故宮博物院”，台北只是一個城市名，並沒有帶上任何國家的名字。這個對日本來說，在政治上可能 付出的代價，或將來可能承受的衝擊，都會相對變少。所以，台灣提出來的要求是合理的，而且是日本做得到的要求。這也是為什麼，日本在想過以後，在壓力之下，日本承認，他們應該在這方面做某種妥協，我想原因在這裡。
法廣：聽說日本媒體傳統上作法，必須是“不承認台灣為國家”，是嗎？. 台灣是否因無正式外交關係，就註定做什麼事，都得小心可能吃憋，吃虧，被矮化？
劉必榮教授：當然台灣中華民國與日本是沒有外交關係，所以如果要日本承認，“中華民國國立故宮博物院，那是強它所難，是日本辦不到的。至於是否日本刻意矮化台灣，我覺得這是一個國際政治現實，日本與中國大陸的關係事實上很壞，其實如果他完全是怕得罪中國的話，那麼他的釣魚台也不會變成“國有化”，安倍晉三對於中國的態度也不會那麼強硬，也就不會說，日本在外交上要隨時，要如何如何建軍，去遏制中國中國勢力的擴張。所以如果一定要把它解釋成：“日本處處怕得罪中國”，這與日本現在外交的行為很難解釋，因這兩個是不一致的行為。不過， 我可以說的是，日本習慣的做法是：他是很多條線，博物館的這條線來說，他們希望說，最好能夠趕快找到故宮的神品來展覽，最好少很多政治的麻煩，這樣對大家都最好，有一點是“息事寧人”、“怕事”。若說出於什麼外交特別考量，我倒覺得不見得是這樣。那是因為它與台灣沒有邦交，所以日本就說，那我們就不要提中華民國，可是，我們台灣沒有要日本提“中華民國”啊！我們只是要彼此都能得到妥協的中間的一個點，就是，“國立”兩個字，你必須還給我。後來，日本曉得他自己理虧，所以之後就把“國立”兩個字加上去了。
法廣：雖然日本與中國正因東海主權鬧得很兇，乍看中日交惡，但防人之心不可無，那麼，日本會不會為討好中國，而犧牲台灣，使出伎倆，利用這些運到日本的台灣故宮國寶討好中國，導致國寶回台灣的路程生變，無法回到台灣呢？
劉必榮教授：這也就是為什麼台北故宮的國寶等了這麼久才會去日本展出的原因。我們知道，一些日本的國會議員花了15年的時間通過立法。通過立法後，有法律的保障，在日本與中國大陸有邦交，與台灣沒邦交下，這些國寶萬一到了日本，真的如你所說，若有些人拿這些國寶討好中國，就把它們沒收了，還給北京，這點台灣也害怕。後來，日本終於通過了立法，保證這些國寶不會被扣押，不會有什麼問題，這時，我們才放行。可是，如果反過來，我們還再想一步，如果這事不是扣押，它只是放“國立” 兩個字與否的問題，希望來緩和與中國的關係。如果日本真有人這麼想，那麼我覺得此人是想的太多了。因為其實日本與中國的關係不和，真正原因是日本軍國主義復蘇，參拜靖國神社，是釣魚台問題引起的，不是一個展覽的票上有沒“國立” 兩個字的問題。不要想，這 兩個字拿出來就能夠把釣魚台、靖國神社引出的問題就抵消掉了，認為中國就會對日本過去的衝突就一筆勾銷，彼此關係就此改善了，這是不可能！我想，日本同也不會這麼天真。可能有些人想，中日關係已經很不好了，它不想節外生枝而已，可是他沒想到，“國立” 兩個字在現階段對台灣來說，是非常重要的。簡而言之，日本是不會使出手段把這些台灣國寶扣留的。
法廣： 我們來思考一個假設性的議題，在兩國沒有正式邦交下，如果這些台灣故宮國寶在日本期間發生被竊，歸還出現節外生枝，或是被扣押，法律上，台灣能有什麼力量奪回國寶？
劉必榮教授：如果真的被竊，這些國寶是經過保險的，我們可以採取一般性處理方式，也就是，各個國家博物館的東西到他國去展覽，它前面都有很多一定的法律，各種最壞的狀況都會討論到，其實不只是台灣的國寶到日本，或說埃及的國寶到日本，情況都一樣。假如說是被竊或損失，或遭破壞了，所有這些在國際上都有一定的標準程序來處理，也會防範這個事情的發生。
但有一件事，我想特別提出來的，因為很多聽眾朋友不了解說， 為什麼台灣特別對
“國立” 兩個字的問題似乎做得特別大。其實很重要的原因是，目前張志軍剛好在台灣，所以當大陸與台灣進行某正程度的和解時，於是馬英九總統就會承受到很大的壓力。因為有一些反對黨的人會批評“你是否賣台啊”，“出賣台灣啊”！
所以，我們必須做兩件事情，第一，向他們顯示，我怎麼可能出賣台灣呢？所以在“國立” 兩個字問題上必須非常強調，比如，我們台灣的國格，應該爭取到就爭取。似乎好像做得特別大，所以， 我們不接受在國際上被矮化；或者說，不因日本討好中國，我們就不去爭“國立” 兩個字了 。第二，我們必須執政黨告訴反對黨，兩岸關係和解，所以我們是活路外交，怎麼走出活路外交呢？就是“國立” 兩個字出現了。所以不管是為了證明活路外交，為了證明馬英九沒有賣台，所以，國立兩個字特別在張志軍來台的時候，對於台灣人民來講就具有特別性象徵意義。我們的要求只是“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這樣子，日本可以接受，我們也可以接受。如此，它可以接受，我們也可以得到真正想要的東西。
如果你日本沒有做，那你是完全違約。這整個邏輯一理順後，這問題就比較看得清楚我們整個處理的脈絡。
法廣： 本次在日本發生的名稱風波對台灣的教訓是什麼, 帶來哪些正面及負面的影響？
劉必榮教授：這件事對台灣的教訓是一開始，台灣國內就批評，日本的“國立” 兩個字事實上早在今年五月，海報出來時就掉了兩個字，不是現在才掉出來的，那時台灣根本沒有足夠的警覺性。我覺得下一次，一開始，台灣在各方面要有足夠的警覺性。第二，由此可以看到日本人的性格，也就是說，無論中國人與日本人打交道，我們都曉得，該強硬的時候要強硬。而日本的民族性，就是當你能夠站得住的 時候，很強硬的時候，你講得出道理的時候，日本人會讓步的。所以不管是商場上，戰場上，日本是比較佩服強者，比較佩服比他更兇的人。所以他們這裡整個堅持的立場，我想這一點是大家都學到的。第三，就是從台灣的角度來看，所以執政黨就批評。民進黨過去一直拉着日本。但是現在一碰到日本放不放“國立” 兩個字時，民進黨的態度相對來說，就比較軟弱，而不敢非常強力的表態。這件事情過了以後，其實反對黨也該想一想，因為，萬一他們下次再執政時，也會碰到類似的這種情況。那麼，他們是否也要在他們的立場上，找出一個可以遵循的原則。
我覺得這個對大家來講都是在調整下一步的做法。而且希望能夠在捍衛台灣的利益上，能夠有一致的法則。我覺得這一點，是此次台灣內部學到的功課及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