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網球國手胡娜最近到中國來舉辦個人畫展，於是她32年前選擇在國外比賽時私自出走，並留在美國的往事，又引發了輿論的喧囂和人們的議論。我們今天的話題就從這裡說起。如今，她回來了，《環球時報》不高興了，赫然推出一篇聲討文章稱：胡娜“讓祖國蒙羞，需深深的懺悔”，雲雲。《環球時報》和文章作者王德華的義憤之情溢於言表。但卻沒見過他們對真正使祖國蒙羞的薄熙來、周永康、徐才厚之流如此義憤。
共識網作者段協平的文章說，也沒見過他們對真正使祖國蒙羞的農民工討薪現象，以及上海法官集體嫖娼案如此義憤；更沒見過他們對真正使祖國蒙羞的霧霾、地溝油、三聚氰胺，以及開胸驗肺和釣魚執法等醜聞如此義憤。但他們卻對一個弱女子當年一時的無奈，或者說輕率、魯莽之舉，大動肝火，大肆渲染，大張撻伐。人要是不厚道了，很可怕。媒體要是不厚道了，更是能夠置人於死地。
據媒體介紹，胡娜當時已經打遍國內無敵手，相繼獲得全國幾乎所有類型比賽的冠軍，還有亞洲賽事的冠軍，以及世界青少年比賽冠軍，但卻苦於自己無法再提高。當時國人的思想和體制還很僵化，很多在今天看來稀鬆平常的事情，在當時卻很可能屬於大逆不道。但胡娜就是胡娜，就像林昭就是林昭，當年19歲的她不乏天真，也不缺少異想天開。於是，她便毅然選擇了出走。
但她沒想到的是，在一些人的眼裡，會因為自己的離去，就彷彿天要塌下來了一樣，各種指責、聲討，一時間鋪天蓋地而來，她為自己的年輕付出了代價。原國家隊教練傅眾曾為胡娜抱屈說：“不像我們很多隊員，能拿個全國冠軍就挺知足了，但她卻不甘心，不滿足現狀，特想去國外打球”。可惜的是，她19歲時卻不幸生活在一個國門剛剛撐開一條縫的年代。她遠沒有與自己同一個名字的李娜那麼幸運。
網友臻工轉載的這篇文章又說，因此，說胡娜讓祖國蒙羞，很難讓人信服。動機不存，效果闕如。況且，她既非高官，也非軍頭，手中既沒有割地賠款的權力，也沒有任何軍事、經濟情報或科學技術秘密。她有什麼能耐讓祖國蒙羞?在離開祖國的日子裡，她孤身一人，浪跡天涯，打自己的球，既沒有吃着納稅人的飯，也沒有貪污受賄，坑蒙拐騙偷，更沒有像陳光標那樣，到美國炫富，怎麼就讓祖國蒙羞了?
祖國也沒有因為胡娜出走而蒙羞，她不滿意已有的成績與榮譽，她要到更加廣闊的世界舞台上去拼搏、去展示自己、去實現自己“更快、更高、更強”的理想。這不正是我們所推崇和提倡的奧林匹克精神嗎? 胡娜2003年7月在接受《參考消息》的採訪時說：“我只是太想成為一名職業網球選手了。1979年，我在溫布爾頓中央球場觀看了著名選手艾弗特的比賽後，我就有了一個強烈的夢想，我一定要站在中央球場代表中國比賽。
作者墨黑紙白1 的文章回顧說，胡娜說：我那時實在是太年輕，太單純，也太不成熟了”。不過，胡娜此後即便是申請了政治避難，也回到過台灣，但她始終在媒體上不認同自己是“奔向自由”的“反共義士”。甚至曾公開表明，自己從未接受過台灣方面一分錢，憑什麼說我是反共義士？《環球時報》此文實際上反而降低了我們作為一個泱泱大國的身份，我們需要對自己培養的人才因為追夢而斤斤計較嗎？
如果非要怪罪於胡娜，倒不如也反思一下我們自己，為什麼留不住人才呢？對此，胡娜曾披露說，我記得當年比賽時，有人竟然要求教練將參賽隊員全部都鎖在一個房間內，以防逃跑。我似乎無法想象那是一個怎樣的場景，堂堂大國竟然需要鎖着自己的運動員。為何會如此防備胡娜呢？原因是胡娜當年在奪得白宮杯之後，美國方面曾向中國發出邀請，說美國願意幫中國培養胡娜，由於當時的意識形態尚未開放，中國拒絕了美方的邀請，但胡娜卻碰巧知道了此事。
網友李明中轉載的這篇文章又說，在那個時代，胡娜的個人夢與中國夢撞了個滿懷，於是她最終決定逃離國家隊，以致於全世界曾為之而驚動。而今，當年出走的人再次回到了故土，當我們紛紛以叛國者的罪名來遣責她時，胡娜卻始終為自己當年第一次站在中央球場比賽時，一位中國觀眾用中文大喊：“胡娜加油”而感動至今。於是在我的耳畔迴響起余英時所說的那句名言：“我在哪裡，中國就在哪裡”。
作者萬軍的文章說，最近，關於胡娜在中國搞個人畫展的事鬧得紛紛揚揚，她的畫究竟怎樣，我無從所知，但作為網球選手的她，絕對能代表當時中國女網的最高水平。“胡娜事件”是1979年中美建交之後，雙方最大的一起外交事件。可我們今天聯想一番，如果她不玩“失蹤”，不尋求“政治避難”，能長期呆在美國嗎？無論怎樣說，胡娜留在了美國，而中國人的氣很不順，接下來便是長達一年多中美文化體育交流的完全中斷。
如今，那些詛咒胡娜的人熱情之高，言辭之烈，超過了對當下眾多攜款而逃的貪官污吏們的指責。其實，今日中國的主要矛盾是腐敗分子與人民群眾的矛盾，過分指責胡娜則是主次不清、小題大做。不知道為什麼，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又空前高漲起來 ，使人感覺到全無一個泱泱大國和文明古國的坦蕩與寬容。在我看來，“政治避難”屬於某些人生活方式的一種。
例如，那些朝鮮的“脫北者”在金胖子看來都是叛國，可具有現代意識的人誰還在意這個問題？他們這樣掙紮與冒險，完全是為了逃脫苦難。綜上所述，有網友點評說，胡娜當年的做法，就像兩德時期穿越柏林牆一樣，屬於一種用腳投票的行為，堪稱勇敢！因此，稱胡娜的行為為“叛逃”是不對的，我覺得稱之為“出走”比較合適。
作者江上小堂的文章說，談到胡娜多年前“出走”到美國的事，許多人的認識還是停留在過去的冷戰思維，將當初胡娜“出走”到美國稱之為“叛逃”。這首先就弄錯了事件的性質，當然會得出錯誤的結論。首先，當時中美已經建交，不再是敵對或交戰國家；再者，胡娜並非政府官員、或軍人、或情報人員；三者，她並沒有危害國家安全，至少中國政府沒有這樣指控她。
至於政治上的不利影響，當然有，但不能將政治上的不利影響與實質性的危害國家安全等同起來。那麼，什麼是“叛逃罪”呢？我國《刑法》第109條對叛逃罪有明確規定：“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在履行公務期間，擅離崗位，叛逃境外或者在境外叛逃，危害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從這條法律來看，非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並不適用於“叛逃罪”。
胡娜當時的行為，大致就相當於現在的“偷渡”，通過非法途徑滯留美國，只不過她得到了美國政府的“政治庇護”。至於她的個人動機，無非是希望有更大的發展空間過上更好的生活，這同樣無可厚非。況且，當時像胡娜這樣投奔美國的中國人不多，美國當然歡迎和有能力接受，可以藉此對中國施壓，要求中國改善人權狀況。胡娜當年出走時，中國的人權狀況要比現在差得多，而現在中國的人權狀況有了較大改善，其實這裡面也有胡娜的一份功勞。
這才是胡娜出走事件最大的正面作用，當時美國就是借她的出走來批評中國的人權狀況，正是因為諸多類似事件，中國的人權狀況才得以不斷改善。所以，我們應該要感謝胡娜，正是她的行為間接地促進了中國人權狀況的改善。另一方面，目前美國的政治庇護標準已經大為提高。因為想去美國的中國人實在是太多了，如果仍然採用原來的低標準，美國沒有那個容納能力。
江上小堂的文章又說，以我觀之，美國現在給予政治庇護的前提是，那些確實因政治言論和行為受到過監禁、人身侵害等。還有，美國人總是很務實的，也會考慮到申請者的影響力。美國當然更樂意給那些更有政治和社會影響力的申請人予以政治庇護，以作為外交籌碼。總之，我們必須要感謝胡娜，不管怎麼說，她為促進中國人權狀況的改善做出了歷史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