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5年沙俄帝國的“十二月黨人”及其妻子們肯定不會想到，近兩百年後，東方鄰國也會誕生一個女性群體，以類似方式為自己丈夫的清白而奔走呼號。在現代面目的表象下，“老大帝國”陳痾之重、轉型之難，在女性集體出場的反襯下，更顯得沉鬱悲愴。
“十二月黨人”及其妻子們
近兩百年前，俄羅斯土地上曾經爆發一次意義深遠的革命。1825年12月，沙皇亞歷山大一世突然逝世、在繼承人尚未確定之時出現了一個短暫的權力真空期。沙俄青年軍官中深受啟蒙思想熏陶的群體，試圖藉此機會領導軍隊在聖彼得堡發動起義，把國家帶向立憲體制。但是起義很快被鎮壓。隨後，五位領導人被沙 皇尼古拉一世處以絞刑，121 人遭到流放。這批革命者被稱為“十二月黨人”。
沙皇尼古拉一世為了從肉體和精神上摧毀這些貴族出身的革命者，不僅法外開恩允許貴族離婚，而且規定只有經過當局批准，起義者的妻子們才能趕赴西伯利 亞和丈夫相聚，而且這一去，不得攜帶子女，不得返回家鄉，並永久取消貴族特權。“十二月黨人”的妻子們多數出身貴族世家，但當自己的丈夫被判流放西伯利亞 時，許多人寧願拋棄榮華富貴，也要和丈夫同去冰天雪地的荒原。甚至有人是經歷了和當局陳情鬥爭之後，才得到一個準許隨同流放的資格。
嚴酷的自然環境導致很多年輕的“十二月黨人”和他們的妻子在西伯利亞早早夭折，但這一過程成為人性升華的閃光時刻，並留下許多膾炙人口的詩歌，俄羅 斯詩人普希金寫成長詩《寄西伯利亞囚徒》獻給這一群體。而俄羅斯十九世紀中後期的文學作品和社會思潮，也深受這一歷史事件的影響。一批出身貴族的詩人和作 家，如赫爾岑、安寧柯夫、奧格列夫、萊蒙托夫、涅克拉索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十二月黨人”及其妻子精神力量的感召。
“十二月黨人起義”是在拿破崙失敗不過十年間的背景下爆發的。此前沙俄作為反法同盟的盟主，儼然在歐洲強勢崛起。在與法國的對抗中，俄羅斯軍隊在戰 場上獲得了勝利，一部分軍官卻被新的啟蒙思想所征服，他們在歐洲大陸“開眼看世界”，意識到沙俄帝國在強權表面下的虛弱與危機。思想火種帶回到俄羅斯，便 成為舊制度的掘墓者。
“十二月黨人”的理念超越了自身的時代，失敗不可避免，卻成為一筆寶貴的歷史遺產，成為後世爭相效仿的對象，就連九十年後的列寧及其同志都曾自稱是“十二 月黨人”的繼承者。當然，如果說共產主義者同樣仰慕“十二月黨人”那種“雖萬千人吾往矣”的英雄氣概，後者的妻子們在面對失敗時堅貞愛情的人性光輝，卻是 前者所難以奢望的。
兩百年後的一個中國版本
無獨有偶，將近兩百年後，在俄羅斯的東方鄰國，體制的壓迫性力量也勾勒出一個中國版本的“十二月黨人”和他們的妻子群體。雖然兩國的歷史背景和社會 進程都不可同日而語，中國有“精神貴族”而沒有血緣貴族，有和平抗爭但沒有暴力起義，有文人在場卻沒有文豪作證，19世紀顧忌貴族榮譽的沙皇專制，更是和 20世紀統治術高度發達的黨治無法相提並論。但最根本的一個相似點在於，專橫的權力意志和人性的柔性力量同樣發生了直接的碰撞，迫使女性作為一個群體出 場，為自己丈夫的清白而奔走呼號，在歷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記。
自1949年以來，政治犯和思想犯在中國的存在始終是個公開的秘密，但自習近平2012年掌權、尤其2013年許志永被捕以來，致力於中國公民社會 建設與抗爭的群體遭遇到前所未有的高強度打壓。如果說維權人士郭飛熊等民間力量組織“街頭舉牌”活動直接觸及到體制痛點的話，近期以來，維權律師浦志強、 夏霖，學者和社會活動家郭玉閃，傳知行研究所黃凱平、何正軍，立人大學陳堃，立人鄉村圖書館原理事長薛野、副總幹事柳建樹，紀錄片獨立製片人寇延丁，北大 美術編輯詩霖，作家、編輯徐曉等人先後被刑拘或逮捕，顯示出原本具有一定規模的社會空間日益逼仄。“維穩沙皇”周永康在政治上的倒台，絲毫沒有扭轉整個體 制愈演愈烈的“維穩”態勢。
在這個群體當中，值得注意的是五位受難者和他們的妻子：郭玉閃和潘海霞、黃凱平和周清輝、柳建樹和趙思樂、郭飛雄和張青、以及浦志強和孟群。在丈夫遭遇無妄之災時，幾位勇敢的女性 先後用公開信，描述他們的恐懼和無助，傾訴他們的思念和堅守。當柔弱女性不得不通過公共渠道集體發聲時，體制的強橫與顢頇也就暴露無遺。
其中最早發表公開信的，是郭玉閃的妻子潘海霞（網名“阿潘茶館”）。在10月14日第一封《與夫書》里，潘海霞描述了自己丈夫被深夜帶走時的慌亂、 無奈與糾結，她說“雖然平時我常和你就你的人身安全問題爭吵，可我心裡其實沒什麼底氣，因為我知道你沒有做錯什麼，你只是一個有尊嚴、對他人的苦難懷有憐 憫之心的人，不過是比一般人更邏輯一致、更徹底而已。”並鼓勵郭玉閃“願你能保有初心，願你能守住你最最寶貴、最最看重的尊嚴”。
11月10日，潘海霞發表第二封《與夫書》。前一封信中透露出的慌亂、揪心、憤怒、擔憂，此時已經慢慢平靜下來。用信中的話說，“當我開始懷着悲觀 的心態做積極的準備時，生活便似乎正常起來”、“不管面臨怎樣的殘酷命運，再卑微的人都有任誰也剝奪不去的最後的自由，那就是選擇用怎樣的態度去面對命運 的自由。這是上天對人類的慈悲，我們都不應該辜負”。此外在信中，潘海霞透露出，雖然當局一直拒絕律師會見，但郭玉閃可能是因為和支持香港“佔中”運動的 人士曾有過郵件和通話，而被當局懷疑是幕後主使。
12月3日，潘海霞發表第三封《與夫書》。在這封信中，妻子的情緒再度低落，因為在這一個月間，黃凱平、夏霖、何正軍、柳建樹、薛野、徐曉等人先後 被捕。郭玉閃原本可能是受別人連累，現在成了連累別人的一環。潘海霞一方面自嘲，“楊家將們都不行了，剩下的只有楊門女將了”，另一方面又自責“女人們除 了打聽男人們的下落、給你們送衣服、找律師、寫些你們根本不可能看得到的文字，又能做什麼呢”。更殘酷的是，在丈夫被超期羈押卻毫無音信時，妻子不得不想 象更壞的後果甚至刑期的長短。
繼潘海霞之後，12月7日，在丈夫被強迫失蹤五十多天後，黃凱平的妻子周清輝也通過互聯網發表家書《期待着你回來的那一刻》。信中描述了兩人從相識 到相愛的點滴細節，描述了事發當天的最後聯繫，描述警方夜半抄家的經過。和所有的受難者家屬一樣，周清輝學會讓自己變得堅強：“在你被強迫失蹤後的每一 天，我都在努力讓自己的內心變得強大，讓內心的力量去控制自己的情緒。儘管對我來說不易，但並不堅強的我也並不懦弱。”在信的結尾，周清輝充滿柔情地勉勵 自己的丈夫，“人一輩子總要做一件讓自己在彌留之際都能值得驕傲的事，你一直在努力做。因為有你的努力，所以我這輩子做得最正確的事就是嫁給了你”。
和潘海霞與周清輝的款款柔情不同，自我定位為“女權主義者”的趙思樂 柳建樹的妻子 態度更為激烈。12月13日和19日，她連發兩篇《一個女權主義者的救夫行動》，在恣意汪洋的行文下，她寫下了最直白的動機：“女權主義者當然可以是妻子，但對於女人整體，妻子的身份已被強調得太多……至於思樂是誰的妻子，有什麼關係？但當這件事發生的時候，我幾乎是不假思索地拾起了‘妻子’的身份 我不斷地呼喊的，不過是：我愛他，我是他的妻子，他受害了，我有權為他發聲，我理所當然要為他抗爭。”
如果說三位年輕的妻子選擇相對私人化的話語來打動人心的話，兩位閱世更深的女性 維權活動家郭飛雄的妻子張青、律師浦志強的妻子孟群則選擇了直接向國家最高領導人發表公開信，表達她們的憤怒。其中張青女士從2007到2013年間已經向胡錦濤、溫家寶、習近平等人多次發表公開信，揭露郭飛雄遭受的酷刑虐待和全家遭受的騷擾。為營救丈夫，她在中美兩國積極奔走，激發出一位女性體內超乎常人想象的能量。
就近期而言，在12月19日寫 給習近平的信中，浦志強的妻子孟群質問，浦志強只是在憑良心做着對國家有益、為升鬥小民鳴冤的好事，他何罪之有？當局對他的四項指控 煽動民族仇恨、煽動分裂國家、 尋釁滋事、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 完全是“莫須有”。
孟群還直言不諱地揭露了浦志強遭受的反人道待遇：在看守所前3月時間裡，浦志強幾乎天天被提審，每次長達10餘小時，提審之後還要值夜班，即使是年 輕力壯的健康人也無法承受。他的體重迅速下降了9斤，曾經出現嘔吐、暈厥等現象，雙腿一度浮腫至膝蓋。他在看守所里遭受了非人的身心折磨，家屬卻無法探 視。即使律師會見也難以順利成行，要由領導批示。
孟群承認，這封信習近平可能永遠不會看到，即便看到也沒有時間看內容。對最高領袖來說，這不過是小事一樁，但這四項莫須有罪名落在普通平民百姓頭上，遭遇監牢之災，無異於“天塌了”的感覺。她呼籲習近平請以慈悲為懷，讓自己的丈夫回家。
強權的痛點和原罪
對抗極權最有效的武器，是訴諸人性本身，尤其是人性天然向善的一面。在1949年之後的中國歷史上，遠到林昭、陳九蓮、張志新，近到“天安門母親”群體，女性的堅強與抗爭其實從未缺席。而這次集體入獄的社會活動人 士，以及他們的妻子在短時間內集體發聲，成為新時代中國一個和平版本的“十二月黨人”傳奇。這幾位勇敢女性在同一段時期內選擇公開信形式，用心底最柔軟、同時也最堅強的部分來對抗權力的專橫，在這個意義上，她們是在自願追隨自己的丈夫去嚴酷的“政治西伯利亞”，塑造了一個中國版本的“十二月黨人妻子”的群像。
這種抗爭也在一定程度上喚醒了中國本土資源的記憶。潘海霞的《與夫書》很容易讓人聯想到1911年黃花崗義士林覺民的《與妻書》，二者都把兒女情長，融入到一個更艱難、也更具悲憫情懷的事業當 中。甚至他們的敵人也看到了這一點的危險性。
第一篇《與夫書》公布之後幾天時間裡，體制的忠實代言人《環球時報》迅速做出反應、發表社評，試圖把林覺民的悲天憫人，置換成國家主義的強橫敘事，並貶稱受難者在境界、思想和道德上多有不如，“喜歡上玩悲情牌，也較擅長煽情。他們沉溺在自己的小情緒里，與大眾漸行漸遠，最終 將被徹底邊緣化。”雖然《與夫書》的讀者們指斥這種做法無異於在受害者傷口上撒鹽，但毋寧說，是這種女性出場的姿態，觸到了這個體制最尷尬、最不能自持的痛點。
妻子和母親的出面控訴，對任何一個體制都是無法洗刷的污點和原罪。俄羅斯尼古拉一世雖然也清楚改革農奴制度的必要性，卻寧願一味迷信強力手段來增強“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並在意識形態上炮製“專制、東正教、民族性”來對抗啟蒙思想，讓俄羅斯帝國同現代世界漸行漸遠。他本人運氣尚好，沒有遭受過歷史的迴旋鏢打擊，但他的子嗣後裔卻終免不了被八十年間醞釀的革命洪流所吞噬。相反，他的打壓卻像鐵錘與砧板，錘鍊出少數反抗者的人性光輝。
俄羅斯詩人、“十二月黨人”雷列耶夫的一句詩，不僅適用於當年的俄羅斯，同樣適用於今天的中國：
牢獄使我感到了光榮而非羞恥，
為了正義我才來到這個地方；
這枷鎖怎麼能使我感到慚愧難過；
為了祖國我才把它戴上。
（註：本文寫作及發稿過程中，徐曉和柳建樹已先後獲釋。另如有遺漏人與事，乞讀者指正諒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