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前的1月31日，中國城鄉建設管理與房地產法研究中心和北京市才良律師事務所發布了第五個《中國拆遷年度報告》。2014年是《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出台後中國拆遷制度從理論上改為徵收的第三年，事實上，這個條例繼續地沒有發揮應有作用，大量的拆遷活動繞開了這個條例。
據長期接觸拆遷案件的北京市才良律師事務所律師的觀察，2014年，“血拆”有增無減且手段更加殘酷，雖然相對更加規範的“城市規畫區國有土地”上，“依據國務院590號令實施”的房屋徵收呈現出下降趨勢，但實際拆遷數量有增無減，頻繁發生的血案不僅在數量上有增無減且手段更加殘酷。
2014年全國拆遷數量的增加，主要原因是鄰近城市的農村尤其是城中村改造旗幟下的拆遷的興起。
2014年3月5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提出：改造約1億人居住的城鎮棚戶區和城中村。但是，經過多年的商業開發，以原來的市場化方法實施“棚戶區和城中村”改造的難度越來越大。
2014年，雖然政府繼續強調對房地產業的調控思路，但土地財政的格局無太大改變，拆房賣地形成的收入仍然是許多地方政府生存的必備條件，但現狀是，商業價值高、容易改造的已基本改造完畢，剩下的大多改造成本很高，如果依靠政府的投入來進行“棚戶區和城中村”改造，多數城市的財政無法支撐。
因此，各地方政府並無認真制止暴力拆遷的措施出台。相反，城鎮化的浪潮再起，一些地方，拆遷不再叫“拆遷”，也不叫“房屋徵收”，而是披上了諸多的“棚戶區改造”、“城鎮化”、“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等馬甲，以規避法律法規的規範限制。
目前，各地的城中村改造流行廣州模式，即以村集體經濟組織為主體，在政府主導和開發商的支持下，村民（集體經濟組織股東)或村民代表少數服從多數的方法決定實施城中村改造和補償方式及標準，啟動拆遷。
廣州模式擴散到全國後，類似的未經法定的徵收程序，以城中村改造的方法拆遷後出讓土地的項目不計其數。
在北京，除了城中村改造的名義外，還有土地一級開發、綠化隔離帶等等名義；而在山東省是以土地增減掛鉤的方式，其核心都是未經合法徵收而進行房地產開發。
從多年來常見的砸玻璃、投放禮花彈、毀壞財物、毆打他人、限制人身自由的常規手段，發展到2014年的縱火、“艾滋拆遷”，對拒絕搬遷的房屋所有人的迫害不僅突破了法律底線，並且突破了人性底線。
在堪稱違法拆遷集大成典型的山東省平度市，發生了“3•21拆遷縱火案”，在全國各地拆遷暴力犯罪十分具有代表性。
2014年3月21日凌晨2時許，該市的鳳台街道杜家疃村農田裡一處帳篷起火，致四名守護農民一死三傷。死者是63歲的村民耿福林。
事後當地政府與媒體均宣稱是“失火”。然而，3天後案件告破，系縱火案。經公安機關偵查，檢察機關審查起訴的起訴書認定，該案系村官杜群山與崔連國糾集王月福等多人所為。
2014年12月，“艾滋病拆遷隊”驚現河南南陽一拆遷小區，這群人自稱是艾滋病患者，恐嚇居民稱“不搬走就感染你們”,並且有時半夜放鞭炮的恐嚇行為，引起了全國輿論關注。
12月27日，河南南陽官方公布“艾滋病拆遷隊”調查結果：幕後黑手為開發商南陽市億安公司，該公司僱傭社會人員劉某某組成所謂拆遷辦公室，劉某某則組織6名艾滋病患者組成“艾滋病拆遷隊”。
2014年，大量的拆遷矛盾仍然缺少正常的化解渠道。許多人民法院將拆遷引起的行政訴訟拒人於千里之外，受害人告狀無門的情況十分普遍。
據有關部門統計，2013年，幾百萬訪民中，因對於地方政府行政行為的不滿而上訪佔了60%以上（征地拆遷的上訪者佔40%以上)。行政訴訟，許多地方的法院不受理，受理了也絕無勝訴可能。
信訪制度不堪重負，訪民跋涉在沒有盡頭的推諉或截訪之間。
2014年7月16日八點10分左右，7名中年男女躺倒在中國青年報社門外，倒在地上口吐白沫。服藥自殺的7人均系江蘇泗洪人，其申訴信稱去年因拆遷徵收補償問題到上級信訪部門上訪，後被當地官方帶回強制關進“黑牢”，遂感無望而走上“絕路”。
2014年拆遷中一個突出的問題，就是拆遷與征地的群體性事件中由政府默許下的拆遷方挑起的衝突，危害極大 過去常見的是被拆遷人群體性上訪，而近年來武力衝突在逐步升級，傷亡人數增多，2014年是最高峰。
最殘酷的事件發生在昆明晉寧。
10月14日，昆明晉寧縣晉城鎮富有村部分村民因泛亞工業品商貿物流中心項目建設的拆遷問題，與建設施工方產生矛盾。10月14日，施工方事前組織的數百名持械着統一服裝人員與村民發生激烈衝突。造成重大人員傷亡。其中，建設施工方6人死亡（其中4人為被村民非法扣押人員，且均有燒傷痕跡），村民2人死亡。
這起事件中，強拆者的身份從過去的城管、保安、拆遷公司僱用人員擴展到同樣是弱勢群體的施工單位的農民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