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百年來，研究中國人的課題始終沒有中斷過。隨着經濟上的崛起，中國人許多傳統觀念均發生了質的轉變。在當今物慾橫流的社會，為一己私利不惜爾虞我詐的現象無處不在。旅美政治評論家陳破空先生在最近出版的《不受歡迎的中國人》這部新書中， 對中國人國民性的改變與最近幾十年發生的社會變化聯繫在一起進行了剖析。
法廣：您認為中國人曾經是一個很講信義的民族，但越變越壞，請您簡單地介紹一下這一變化的過程？
陳破空：我們看到中國古代、夏商周，夏朝有將近五百年歷史，商朝將近五百年，周朝八百年，後來春秋戰國，五百五十年。在那個時候，有很多忠義的故事。像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寧願餓死首陽山；或者像荊軻刺秦王，樊於期為了讓他成功，一面自刎，讓荊軻提着自己的頭顱近身見秦王。雖然刺殺親王沒有成功，但是荊軻這樣大義赴難、還有樊於期捨身為國這種英雄故事比比皆是。
但是，中國發生變化首先是秦朝、秦始皇的大一統。因為大一統之後，閉關鎖國，一個是修長城，讓中國跟外國封閉。另外他焚書坑儒。把諸子百家、春秋戰國時代這種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局面結束了。讓天下知識分子不能出聲。而且有忠義、有道德的人士開始急劇地減少。像秦朝指鹿為馬的故事，政治謊言就開始盛行。到後來在中國2000多年的高度集權的大一統的封建專制下，中國人可以說是基本是越變越壞，人心一步步沉淪。在中間當然還有很多的忠義的故事，像三國時代。但是總體說來，中國人的道德在淪喪。但是後來真正中國人變得最壞，應該說是當代、近代，就是共產黨實行文化大革命。階級鬥爭、要觸及靈魂。很多所謂的私字一閃念，對中國人從精神上到肉體上的摧殘之後，當代中國人可以說幾乎丟失了歷史上中國人全盤的美德。比如說，仁義禮智信，古代在不同階段還有，雖然是逐漸下降。但到當代，仁義禮智信這五個字，可以說當代中國人是幾乎全盤背離。
法廣：在您的描述中，中國歷史，充滿暴君、暴政、暴民的惡性循環，您是如何作出解讀的？
陳破空：尤其在秦始皇大一統中國之後。後來基本上中國的王朝都是高度集權、高度獨裁、非常血腥殘暴的政權。中國歷史上的皇帝大多數都是壞皇帝。像秦始皇、漢高祖、明太祖到後來的毛澤東。他們動不動把謀反、對政權的挑戰、威脅看成頭號大罪。動不動就誅九族、株連九族。不僅殺掉曾經為他們服務的大臣，而且把他的旁系、親系、直系的九族都滅掉。甚至明朝有滅十族的說法。這種株連讓中國人人人恐懼。而且統治者的刑法非常地殘暴。動不動就五馬分屍、大卸八塊，或者凌遲處死等等。倒過來，這種暴行也影響了民眾。民眾也變得暴民。當然人民起來推翻獨裁統治的時候，也都表現出極端的暴力。比如說清朝王莽被綠林軍推翻之後，綠林軍的戰士把王莽殺了，並且把他的舌頭割下來生吞活吃了。還有隋煬帝，隋煬帝殘暴、一代昏君。他被推翻的時候，那些推翻他的人，當著他的面，殺了他幼小的兒子。血濺龍袍。而且他本來想服毒自盡，但是那些造反的人不準。硬是用繩子把他活活地勒死。所以說暴政和暴民是一種循環。有什麼樣的政權，就有什麼樣的民眾。或者說有什麼樣的民眾，就有什麼樣的政權。這是一種惡性循環。統治者有它殘酷的刑法，而民眾造反也有他們的這一套，殘酷地對待統治者的這一套。這種循環就製造出：上面是暴君、下面是刁民。在中國歷史上就很難走出這種暴力文化或者仇恨文化。所以一直到今天，看上去在中國高層、上層，統治者所執行像監獄、刑法、迫害這些暴力，而在民間時不時地我們也可以看到，這種冷血無情的、那種以暴力對待同類、或者以暴力對待動物，這種暴力。在當代社會，這種暴政跟暴民、暴君跟刁民這種循環仍然在繼續上演。
法廣：您通過自己的筆觸，痛批中國人奴性十足，請談談這一歷史成因是什麼？與教育制度是否也有關係？
陳破空：中國人性格表現出一種複雜性，自相矛盾。一個時刻中國人是暴民，但另一個時刻中國人又是順民。就是他把這種暴力和奴性複雜地交織在這個民族的身上。這跟中國漫長的歷史有關係。跟制度、跟教育、比如說，孔子做為一個春秋戰國時代的思想家，他後來到漢朝的時候獨尊儒術，把孔子的思想拿來控制中國人。孔子的思想有積極的一面像仁政，或者是君子之德。但是孔子的思想也有愚化、奴化民眾的成分。比如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讓人民做就行了，不要讓人民知道。等等。這些思想對中國的愚化、奴化教育思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且中國的家長、中國的教育制度叫棍棒出孝子、叫不打不成器。也是培養奴化、奴性的一個過程。
除了教育以外，它的封建統治、專制統治，就是個奴化民眾的過程。具體說來有三件大事對中國人來說，徹底打翻了脊樑，一個是蒙古人征服中國、滅亡中國。蒙古人說征服中國的過程中非常殘暴，用狼性來征服中國。蒙古大軍所到之處都是屠城。只要當地有抵抗，他就會把男女老少全部都殺死。這個過程把中國的人口劇減90%。蒙古人殺漢人不需要抵命，而漢人殺了蒙古人則需要抵命。還有漢人要做飯、要開竈，都要到蒙古人那裡去請示。這是一個過程，讓中國人有血性、有骨氣的中國人被斬殺。後來又發生的滿清征服中國的過程也是這樣。所到之處屠城。“嘉定三日”、“揚州十日”，動輒就殺掉幾十萬。甚至把四川省的人幾乎被斬殺殆盡，後來需要湖廣填四川遷移人口。中國的人口又劇減了一半至90%以上。
而且特別是“剃髮易服”、“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 要把漢人強制改變成滿人裝束，這個過程又死了無數的英勇抵抗的漢人。有血性、有骨氣的漢人再一次被斬殺殆盡。第三大災難，就是共產黨的統治。共產黨的統治比蒙古人和滿清來得更徹底。它不僅在各種政治運動中去迫害中國人、殺死中國人，讓那些有骨氣、有血性的知識分子被斬殺殆盡。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另外在精神上，觸及靈魂深處這些運動。在精神上培植奴性。所以在經歷了這三大災難：蒙古人滅亡中國的過程、滿清人滅亡中國的過程、和共產黨奴役中國的過程，可以說當代中國人，有血性、有骨氣的，基本就成了稀有動物。似乎從龍的傳人變成了鼠的傳人。都是唯唯諾諾、誠惶誠恐、不敢造反、不敢革命。哪怕是在中國大饑荒的年代，六十年代，幾千萬人的死，都沒有人出來造反革命或者起義，所以到了當今的中國人，就奴性十足。暴民的因素還存在，但奴性的這種基因也更深重。所以暴民跟順民、暴力跟奴性就交織在中國人的身上，似乎使這個民族難以解脫、難以翻身。
法廣：展望未來，您認為，如何才能改善中國人的國民性？
陳破空：中國人的國民性確實是很大的一個課題。因為改變國民性、改變人性是一個複雜而漫長的系統工程。並非一朝一夕所能夠促成。但是跟國民性相比，制度相對來說顯得容易一些。因為專制制度、落後的黑暗的制度跟國民性，它是一個相互的惡性循環。如果能夠改變制度的話，對國民性的矯正能夠起到一個比較立竿見影的作用，至少也是一個相對比較快的做法。因為專制制度的一個特點就是：他用粗鄙的力量去壓制文明的力量。一旦制度發生變革，比如說變成一個民主制度，人民有說話的自由、有表達的自由，有多元化的文化和價值的共享，國民性才會朝向正面發展。給個時間、假以時日，這種國民性能夠得到根本的改善。
我們看到今天的台灣，今天的香港，這些國民性的改善，跟中國大陸所表現的國民性完全不一樣。顯得文明得多、優異得多、優秀得多、正面得多。這就是一個現成的示範。也就是說，制度可以對國民性起到調節作用。尤其是民主制度。民主、自由、人權、法制這一套現代化的制度，經過人類幾千年的演變，證明是相對的普世價值，正面相對有效的文明、民主制度能夠對國民性起到最大的調節、能夠在時間上給國民性糾正以一個彌補。
郭正昭：一本極具震撼力的「盛世危言」之作 (讀陳破空著作「不受歡迎的中國人」)
www.taiwanus.net/news/press/2015/201503310036181130.htm
夏明：恐懼之海中渡己渡人 讀陳破空《不受歡迎的中國人》
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