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89天安門事件26周年之際，巴黎六四流亡團體及爭取民主人權組織紛紛組織紀念活動，像過去每年一樣，紀念活動集中在位於埃菲爾鐵塔的人權廣場，同時也包括在二十區市政府對面甘比大（Gambetta）公園六四紀念碑的掃墓鮮花活動，今年活動在人數和規模上，比去年“天下圍城”的六四25周年紀念活動稍有減少，但對歷史與逝者追念的氣氛和意義依然肅穆和沉重。
在甘比大並不起眼的紀念碑旁，我們採訪了法國著名的漢學家、每年都組織和參加六四紀念活動的瑪麗 侯芷明女士，她在1989年六四事件後創建了中國團結協會並擔任主席。
侯芷明：今年我們在巴黎20區市政府對面的一個小公園裡（舉行紀念活動），這個公園在25或26年前，由市政府設計了這麼一個墓碑。每次路過這，每次看這個墓碑心裡就很難過，因為墓碑的意思就是我們的心在哭，我們還在想六四死難者、六四犧牲者和他們的家屬。所以我們專門到這兒來，一批住在外國的中國人和他們的法國朋友集中在這兒，一起獻花，而且向中國老百姓、向中國死難者的母親、父親和家屬轉達我們的思念、轉達我們共同的痛苦。
在六四的前一天，我們要利用這個時間去想（念），而且去做證人，(89六四發生時)我雖然不在（北京），那天我在巴黎我在看電視，所以我知道那天發生了什麼，我們在法國都很清楚，我們有一些紀錄片、照片，而且在當場的人，比如張健，他在那天晚上受傷，現在他住在法國，他也給我們講了好幾次，那天都發生了什麼事情。以前我在中國也認識丁子霖女士和蔣培坤，他們夫妻倆失去了蔣捷連，他們十七歲的兒子，一直到現在還可以說不能完全做一個隆重的悼念儀式，因為到現在這些家屬就不可以說他們失去了一個親人，中國政府一直否定這件事實。
從1990年開始，一直有一些人會站起來，想安排一些活動。有人建議點白色蠟燭，有人說要組織一個討論會，有人建議到天安門前佩戴白花等等，說什麼都不行，每次都抓了人，我到現在還不能忘記江棋生就因為安排了一個類似的活動就做了四年牢。從監獄出來的時候他說，“我做這四年的牢還是值得的，因為是為了一個有道德的目標，是有深刻的意義”，所以我非常佩服有人能這麼做，這麼說。去年因為在一起討論六四大屠殺後果的一些知識分子都被抓，我們不能不想浦志強、高瑜，也就是跟六四有關。他們可能也是因為這個就選擇了一條路，一直要講真話、一直要為了將來一個講法律、講道德、有民主的國家去奮鬥，就因此他們的犧牲、他們的貢獻真是非常大，我們替他們的將來都是很擔心。
紀念在於不要忘卻，侯志明認為26年來中國政府沒有改變，但人民的改變很大。
侯芷明：中國政府沒有改變，它那天晚上開始鎮壓，自從那一天起它一直在鎮壓。有一個領導人不願意鎮壓，這就是趙紫陽，而以後他本人也是被鎮壓，他的生命的最後十幾年一直都好像坐牢一樣，不能與外人見面，不能旅遊、不能工作，不能從事任何活動，我也是經常同情他的最後幾年，因為他是一個很優秀的人，他就是不願意鎮壓六四運動，他就是想告訴那些年輕人，你們不知道中國政府打算怎麼做，你們趕快跑吧，但是年輕人不相信他，因為他們不相信中國領導人，所以也沒有相信趙紫陽的話。所以我們也不能忘記他做過的事情，他雖然沒成功，但是他也是想試試做一些事情。
但是中國老百姓的變化是非常大，領導不變，但老百姓有了很大的進步，過去沒有人會這麼公開的罵中國政府， 沒有那麼多網友會批評這些措施，沒有那麼多艾未未、許志永、浦志強、滕彪等等會為了別人的正義、或者自己的正義感去奮鬥，所以我想總有一天是中國老百姓會成功、會勝利。
這是否意味着侯志明對64歷史問題的解決抱有樂觀呢？
侯芷明：我不能說我樂觀，我可能被那些維權律師說服了，因為他們一直都是那麼樂觀，我經常會對江天勇、對滕彪都說你們為什麼會那麼樂觀？情況還是那麼悲觀和痛苦，你們還表示樂觀？他們說因為中國的公民社會正在擴大，這個我同意他們的觀點。是正在擴大，所以總有一天工人會團結起來，用和平的方式，去要求更好的待遇，中國公民總有一天也會用和平的方式，像在香港那樣，站起來要求自由的選舉等。我是非常希望能夠看到這一天，我雖然年紀不是太大，但是已經過了26年，如果還要過26年，等到看中國的民主，那個時候我會有什麼感覺，我不知道。
未來可期，而對目前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的看法，侯芷明這樣表示
侯芷明：我對習近平的評價是非常不樂觀，我看他的目標是非常清楚，他有點像毛主席的做法，佔領所有的權利，原來中國在慢慢地開放，從經濟上來說，與國外的來往增多。有越來越多的外國人到中國工作，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到國外去工作，但是現在比較大的自由空間明顯縮小。現在習近平像控制中國生活的每一個小角落的、每天的生活、每一個人的行動...，你想安排一個小遊行或者小協會，或者組織一個什麼對中國食品安全的討論...你連這種行動都做不了，現在大家都在談綠色、環境，但是如果有人真正地想做事，他們也會遇到麻煩。所以現在習近平往哪個方向去？很多人說他是往北朝鮮方向去，所以很多人不叫他習近平，而叫他“金近平”，所以我們對習近平的評價是非常不高。
六四26年過去，當年六四的參與者不再青春，人們關注新一代對這段歷史的態度，尤其是在國外能夠接受到資訊的年輕人，對此，侯芷明的觀點並不樂觀。
侯芷明：那些年輕人，當然有些的確是既聰明又勇敢，比如在美國有一批年輕人，其中一個好像是叫古懿的留學生，他們簽了一封公開信，告訴國內的大學生：你們被騙，我們在這裡才發現六四的真面目，你們應該知道等等，介紹六四，介紹六四的後果，而且說我們雖然生在80或者90年代，我們也是同樣地感覺六四的災難、六四的痛苦，而且我們不能忘記。我覺得他們寫的很聰明，他們沒有說向中國政府要求平反，因為你不可能向屠殺要求平反，你只能要求他們被審判，所以這個也說明他們有很堅實的概念，我完全同意他們這種說法。
這種年輕人會帶來很大的希望，但是在國外的思想那麼清楚的留學生好像還是極少數，大多數留學生到這裡來，他們很少到外面去，往往集中在一起，一起吃、一起看中國電影、一起跳舞，對現代的大世界好像不是那麼感興趣。這是我自己的一個感覺，我覺得這是與因特網有很大的關係，過去沒有因特網，在國外就不得不去學本地的語言，也不得不多少融入這個社會，現在因為有因特網，中國年輕人晚上就與北京、上海、長沙的朋友聊天，他們不需要學法語，也不需要融入，他們的心一直在國內。
本次採訪和當天的獻花紀念活動在眾人在六四紀念碑前拍照留念後結束，在紀念碑旁，當年種下的杜鵑開得正艷，有人說那花伴隨着紀念碑落成花開花謝26年，也見證了年年往來祭奠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