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中旬以來，中國股市暴漲之後急跌，10萬億市值灰飛煙滅，股民叫苦不迭，官方也出台了許多利好“救市”，但遲遲未見成效。
危機爆發，民間形形色色陰謀論泛起，有說海外敵對勢力做空，也有稱反腐引發前朝大佬資本反撲等，更有股民在證券營業廳高唱國歌，自稱“為國護盤”。
今天（7月3日），中國央行主管的中文《金融時報》刊發的題為《打擊惡意做空刻不容緩》的評論文章，就頗有“抓特務”，敵對勢力亡我之心不死的固執。
這篇文章說，摩根士丹利在去年12月5日曾作預測，‘明年滬指或漲到16785點’，激勵廣大散戶蜂擁入市；今年 6月26日，滬指暴跌後，摩根士丹利又突然一反常態地改口，‘不要在近期投資中國內地股市，上證綜指6月12日的高點，可能已經標誌着牛市到達頂點’。
事實上，投行的研究部門，雖然聚集了高薪的大牌經濟學家陣容，但其工作始終是中長期的趨勢性的預測，自圓其說是最重要的；經濟預測與天氣預測不同，預測錯誤是常態，錯誤時不堅決“改口”，也絕非職業行為；此外，投行的策略研究部門與投行本身的投資部門也有“防火牆”，並無共進退的義務。
作為央行的報紙，對這些常識應該並不陌生，但或許是急於尋找“替罪羊”的心理，該文毫不客氣地將此次暴跌歸咎於以摩根士丹利為代表的外資投行。
文章質問“是大摩的分析師信口雌黃，還是預測能力有限，抑或看似有失水準的預測背後，隱藏着某種不可告人的目的？國際投行如此翻雲覆雨，目的何在？是為了背後的利益集團，還是刻意做空中國，以便擾亂中國經濟改革步伐？”
作者更斷言，“並不是所有人都期望中國成為資本大國和金融強國，也不是所有人都樂見中國經濟轉型成功。當中國股市走牛的積極效應開始發揮時，有人渴望看到中國借力資本市場的戰略落空。”
我以為，這種半官方背景的陰謀論的危害特別大，在股市中損失不小的股民有各種抱怨和猜測可以理解，但官方或半官方的機構這種經不起推敲的陰謀論搪塞公眾，則有推卸監管不力責任，誤導公眾的嫌疑。
時評作者陳季冰就認為，“那些貌似點破了各種驚天大秘密的分析中的大部分則暴露出了這個歷經滄桑的民族心理中幼稚、無知和陰暗的一面。”
不過，陳季冰認為，真相信這次6月股災與“境內外敵對實力”有關的中國網民似乎不是很多 中國人雖然普遍缺乏金融知識，但還不至於普遍缺乏常識。
一個簡單的事實是，中國資本市場迄今仍不是一個自由和開放的市場，人民幣資本項目也沒有開放。目前，除那些只能從事實業投資的國際資本（對人民幣而言稱為“經常項目”，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外資”）外，境外金融資本只被允許經由QFII（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s的縮寫，漢語為“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和RQFII（即“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它與QFII的區別是前者以美元進入中國，後者是直接以海外人民幣進入）這兩種渠道進入中國資本市場。
截止到今年6月底，QFII總額度為755.42億美元，RQFII總額度為3909億元人民幣，也就是說，兩者加起來總共約有8600億元人民幣。這些資金不到目前上海證券交易所一天的交易額。在今年5月底，也就是這次股災發生前，上海股市的總市值約為36萬億元人民幣。因此，言之鑿鑿地說這些“境外資本大鱷”是造成上證指數半月內暴跌超過1000點的股災的元兇，顯然不合常理。
當然，對陰謀論深信不疑的人才不會管這些，陰謀論的特點是會自動無視各種事實，自動補強各種細節。
回到此次股災的教訓，財新雜誌的創辦人胡舒立的觀點值得重視，她認為，“忽視市場規律，是此次股災的首要教訓。面對行情大跌，有人重新祭起“外資做空”和“內鬼配合”的“陰謀論”；前期明確提示風險的專家、學者，不僅未得到應有的尊重，卻受到無端指責，被攻擊為“否定改革牛”的“黑手”。
事實上，這些論者無視一個基本事實：脫離基本面而主要受資金推動的上漲行情，本身就製造和積累着重大風險。
本輪牛市帶有諸多新特點，最鮮明的標誌是場內場外超過4萬億元的巨大資金槓桿。此外，私募基金蓬勃發展、產業資本迅速壯大、社交媒體得到廣泛使用使得一致預期迅速達成等因素，都放大了行情震幅，市場可暴漲，亦可速跌。
胡舒立對證監會最近的一些應對政策表達了委婉的批評，監管部門仍然以調控指數漲跌作為政策目標，從而難以走出“政策市”怪圈。
她認為，資本市場是逐利之地，一些有利於市場長遠健康發展的政策也極易招致洶洶物議，監管部門保持定力並非易事。
“倘若監管者自身在短期波動中驚慌失措，甚至為一時行情企穩而不惜放鬆監管尺度，則這些政策無益於提振市場短期信心，徒損監管制度的權威與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