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在官方重重壓力下，75歲的老媒體人楊繼繩離開《炎黃春秋》總編輯崗位，並退出《炎黃春秋》雜誌社。 離職前，他寫下了《致炎黃春秋社委會和全體讀者的告別信》和《向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的最後陳述》，以公開信形式發表，詳細描述了《炎黃春秋》最近幾個月來與中共審查機器的鬥爭的全過程。
就在昨天(7月16日)，原廣東省委宣傳部部長庹震升任中宣部副部長後首次公開亮相：扼殺南方系的黑手，得到了主子的獎賞。
對中國媒體來說，這是最悲催的時代，一邊是廣告市場的崩塌，另一面政治審查的網絡愈發嚴密，“報禁未開，報業已死”。
上海一位報業高層告訴本台，上海近90家報紙，2014年的總盈利不到3億元，其中《上海證券報》以近兩億佔據首位，《第一財經日報》盈利三千萬，其他幾十家報紙盈利不過兩千萬。
楊繼繩介紹，4月10日，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向《炎黃春秋》雜誌社發出的《警示通知書》。
該文稱，“《炎黃春秋》變更主管主辦單位以後，2015年前4期共刊登86篇文章，其中就有37篇文章涉及重大選題，均未向總局報備。”“責令雜誌社立即糾正違規行為，從2015年第5期開始，對重大革命和重大歷史題材的文章做到應報盡報，全部履行報備手續。”
2014年9月10日，時任中宣部常務副部長雒樹剛主持四部委聯繫會議，在《炎黃春秋》雜誌社毫不知情的情況下，決定改變《炎黃春秋》的主管主辦單位。隨後，有關部門背着《炎黃春秋》雜誌社在一個星期內就辦完了變更手續。
對行為，炎黃春秋雜誌社進行了抵制。隨後，新的主管主辦單位文化部藝術研究院和《炎黃春秋》雜誌社經過幾個月的反覆協商，最終達成了幾點協議，在編輯、人事、財務方面，給《炎黃春秋》自主權。
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警示通知書》要求雜誌社的現主管主辦單位文化部藝術研究院“督促雜誌認真整改，對2015年第5期雜誌選題內容進行嚴格審核”，“切實履行管導向、管幹部、管資產的職責，強化對雜誌社的日常管理”，“確保正確輿論導向”。
《炎黃春秋》編輯部討論了《警示通知書》，以及下達《警示通知書》時兩位司長的談話，對“警示通知書”所說的有些文章“違規”提出了異議和“不理解”。
例如，《我所認識的貪官王守業》選自《張金昌將軍回首往事》一書。張金昌這本書2012年出版，書中有前軍委副主席遲浩田上將題寫的《書敬張金昌將軍：浩然正氣》，有洪學智上將、張震上將為此書寫的題詞，還有趙南起、傅全有、王瑞林等多位上將與作者張金昌合影的照片。
楊繼繩質疑，從公開出版物上選出的反腐敗文章，為何“違規”？
《警示通知書》指出《炎黃春秋》37篇“違規”，其依據是《圖書、期刊、音像製品、電子出版物重大選題備案辦法》（1997年新聞出版署新出（1997）860號）。這個“辦法”列出15個方面的選題必須報備：
1，有關黨和國家的重要文件、文獻選題；2，有關黨和國家曾任和現任主要領導人的著作、文章以及有關其生活和工作情況的選題；3，涉及黨和國家秘密的選題；4，集中介紹政府機構設置和黨政領導幹部情況的選題；5，涉及民族問題和宗教問題的選題；6，涉及我國國防建設及我軍各個歷史時期的戰役、戰鬥、工作、生活和重要人物的選題；7，涉及“文化大革命”的選題；8，涉及中共黨史上重大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選題；9，涉及國民黨上層人物和其他統戰對象的選題；10，涉及前蘇聯、東歐以及其他兄弟國家重大事件和主要領導人的選題等等。
《炎黃春秋》編輯部認為，15條中的前十條幾乎覆蓋了近、現代史的全部內容。凡是近、現代史專業的刊物，幾乎每一篇文章都要備案。上報備案後，待新聞出版總署批准以後才能夠發表。這些條報備範圍，每一條都界限模糊，無法操作。
儘管如此，《炎黃春秋》還是儘可能地遵守這個“辦法”。多年來，一直堅持每月兩篇文章報備，但五年報備稿中不能用和沒有答覆的佔總數的80%。沒有答覆的稿件中，有的兩三年渺無音訊，如石沉大海。
楊繼繩認為，這麼大比例的稿件不能用和不答覆，不是因為審查部門不負責任，而是審查工作有困難。稍有風險的稿子因怕負責任，寧可槍斃，也不願放過。有些好文章不同意發，又於理不合，只好拖着不表態。
楊繼繩介紹，《炎黃春秋》編輯部實際操作中實行自我審查的“八不碰”：六四，三權分立，軍隊國家化，法輪功，現任國家領導人及其家屬，民族問題，外交問題等“八不碰”。
總局向《炎黃春秋》下達《警示通知書》時，兩位司長一再強調，這一行為是“依法治國”，依據的法規、規章是國務院的《出版管理條例》、新聞出版總署的《期刊出版管理規定》和《圖書、期刊、音像製品、電子出版物重大選題備案辦法》等。
對此，《炎黃春秋》編輯部認為，官方對外不承認有報刊審查制度，只有“備案”制度。以法理來說，“備案”是行政相對人將其需要進行的行為活動告知行政機關，為行政機關事後檢查監督提供資料或某種依據，只不過通過備案知會行政機關，而無須得到行政機關的再許可；“備案”也只是事後提交，而非事先審批。
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的做法，事實上把“備案”變成了審批，違反了中國憲法關於出版自由的規定。
在致讀者的告別信中，楊繼繩解釋了他此次退休的直接原因：4月10日新華社三位局級幹部代表社黨組找他談話，用黨的紀律要求他立即退出《炎黃春秋》。
但如楊繼繩說的，“不是巧合”的是，也在當天，新聞出版和廣電總局向《炎黃春秋》雜誌社發出的《警示通知書》；同樣在4月10日，幾家極左報刊和網站，以姚文元式的文風，對《炎黃春秋》發起集中攻擊。
此番對《炎黃春秋》的整肅，顯然並非是新聞出版總局的自選動作，來自於更高層面，因此，雖然他以75歲的媒體老兵，對體制發出呼籲，“萬馬齊瘖究可哀，請高擡貴手，給《炎黃春秋》留下一小片生存的天地。”
楊繼繩並不樂觀，他承認，也許在將來某一天，在反對力量的壓力下，《炎黃春秋》不得不“玉碎”，但他認為，玉碎不是毀滅，“縱死猶聞俠骨香”，一家雜誌被迫關門，會有更多同類的雜誌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