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10月29日）閉幕的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很大程度確立了習近平的地位，尤其是經濟政策方面的主導地位。一個標誌是，習近平史無前例地，以總書記身份替代總理李克強，向中共中央全會作了“十三五”規畫的說明。在此次會後的公告中，引起最大反響的，是強制一胎化政策的終結，這顯然是習近平的推動的結果。
全會公告稱，中共將“促進人口均衡發展，堅持計畫生育的基本國策，完善人口發展戰略，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積極開展應對人口老齡化行動。”
強制一胎化政策是中國最近三十年來最重要的人權災難。但此次改革，卻並非出於人權考慮，網上流傳最廣的俏皮話是“二代政策再次證明中國現狀：黨指揮槍！”
知情者回憶，中國的計畫生育政策，始作俑者是根本不懂人口學的某高層智囊。他當年聳人聽聞地說，不搞計畫生育，中國人口將達到40億，震驚高層，直接推動強制一胎化雷厲風行的至上而下的推行。
在前工業時代，人口往往被視為負累，馬爾薩斯理論大行其道，這正是中國過去的強制一胎化的理論基礎。
三十年的強制一胎化政策造成了許多人道災難。例如，1991年在山東冠縣和莘縣兩地，從5月1日到8月10日這一百天里要求不允許一個嬰兒出生，致使大約有兩萬名嬰兒被強制流產。
如評論員冒安林說的，“你覺得恐懼嗎？殺戮無數生靈的國策，就這樣輕飄飄一個通知，沒了，社會也沒啥反響。人民的生命，就這樣輕飄飄地，拿走，或施捨。”
從人口學的角度看，上述智囊的預言非常荒謬，即使不實行計畫生育，中國人口最高峰也不會超過16億，但人口結構將相對合理，不會爆發今天這樣嚴重的老齡化危機。
傳統強制一胎化政策所依據是“人口多了資源少”，事實上，在現代工業社會環境下，人口相對集中將導致智力資源和勞動力的集中，除了傳統化石能源外，不斷演進的科技，也可以將以前不是資源的太陽能、風能等變成資源。
現代工業文明興起後，經濟學家們發現，經濟增長往往由生產率、勞動參與率以及人口紅利構成，如果輔以合理的制度安排，人力資本往往被認為最有價值的資本。
就中國而言，60年代人口紅利已經出現，但是一直沒有機會發揮，徒然成為人口壓力，白白錯過機會；直到改革開放釋放經濟活力，使得中國累積的勞動力有機會得到發揮，為中國贏得世界工廠的地位。
曾經參與1980年人口問題座談會報告起草的學者田雪原對《中國青年報》強調，計畫生育政策30年大限已到，人口政策應儘快調整，但現實是，這一政策一直執行了三十五年，導致各種經濟問題不斷激化。
首先是人口老齡化形勢嚴峻。
第六次人口普查顯示，中國60歲及以上人口佔13.2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2.93個百分點，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佔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個百分點。
一項預測是中國60歲及以上老人將從2010年的1.67億增加到2030年的3.4億，2050年的4.4億，到2050年，中國60歲以上人口佔比超過30%，和歐洲、加拿大等並列為世界上“最老”的地區。
中國的適齡勞動人2010年後將步入負增長，也就是劉易斯拐點出現，之後將進入與人口紅利期對應的人口負債期，日本社會進入老齡化後，勞動力減少經濟滯脹，幾屆政府不論如何用藥都不見起色，正是前車之鑒。
2015年第一季度,印度經濟同比增長7.5%,超過中國的7.0%。2014年第四季度,印度GDP增長亦為7.5%,超過中國的7.3%。，很大一個原因就在於印度的年輕勞動力數量倍增。
中國和印度的人口根本區別，還是在於生育率。聯合國的數據估算，每個印度婦女大約平均生育3個孩子，而中國婦女則平均只有1.7個孩子，這一數據在官方往往是1.8，但是不少學者估計這一數字低於1.5，這低於維持世代更替的2.1門檻。
東亞儒教社會更是全球生育率最低的文化之一，人口收縮的趨勢很難扭轉，一項預測是，到2080年，中國的勞動人口將由2020年的10億下降到5億，這將導致全國陷入用工荒，經濟需求的縮減，也將使產能過剩。
經濟學家徐瑾認為，“每一個生活中個體，其實都天然是不自覺的經濟學家。很多自以為是的政府政策，即使短期看來似乎立竿見影，長期來看要麼無效，要麼只會擾動社會的自動調節。”
從新加坡、台灣等經驗來看，人口趨勢一旦形成，往往很難及時掉頭，屆時政策對生育的鼓勵其實效果令人懷疑。換而言之，中國現在放開計畫生育政策，在目前高額撫養成本之下，很可能人口增長也回天乏力。
中國經濟已經享受了30年人口紅利，接下來的30年，很可能將是人口還債的30年。也就是說，接下來是人口負增長，而經濟欲振乏力的3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