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1日，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教授曾振宇，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執行副院長王學典在幾家儒教網站發布《再次呼籲在曲阜市境內停建基督教教堂》一文。
2010年12月9日，新華網報道曲阜於莊大教堂奠基消息，該教堂位於山東曲阜孔廟東南方向三公里處的魯城街道辦事處葛莊，名為“聖三一”，佔地4畝，高41.7米，是典型的哥特式建築。
2010年底，郭齊勇、張祥龍、張新民、蔣慶、陳明、康曉光等儒家學者聯名發布《尊重中華文化聖地，停建曲阜耶教教堂 關於曲阜建造耶教大教堂的意見書》，對這座教堂的興建表示抵制。
曾振宇、王學典回憶，2012年初，作為山東省政協委員，曾就此事向山東省政協提案，根據他們的說法，山東兩會期間濟寧市一位副市長專程會見兩人反饋此事。
據說濟寧官方的說法是，其一，目前在曲阜市建造的基督教教堂，屬於民間行為；其二，政府不同意在曲阜市內“新建”基督教教堂。
據兩人得到的消息，當地人稱，這一“平房式”教堂已建成三年左右，“與以往不同之處僅在於，對基督教教堂設計方案作了修訂。原計畫興建高41．7米哥特式建築，現在修改為平房式建築。”
當地消息說，當地教會計畫在今年春節後興建“更高更大”的基督教教堂。
兩教授提出，“歷史上，曲阜市範圍內未曾出現道教的道觀；佛教的寺廟雖有若干所，但皆遠離城區，而且規模很小”，而當地縣誌記載，二十世紀初，“洋人”計畫在曲阜西關建造教堂，引起孔子後裔和當地群眾強烈反對。
兩名學者大段援引習近平在山東曲阜考察中國孔子研究院的專題座談會上的講話，提出“以孔子儒家為代表的中國文化具有不可替代性，以曲阜為代表的文化主體地位具有不可替代性。曲阜三孔之地位，就猶如梵蒂岡之於天主教，麥加之於伊斯蘭教。”
因此，為了維護文化的主權、價值的主權和“國家文化財產”，應依據文化主權的原則，要求對方“基督教堂”另擇佳地修建，既避免產生對“國家文化財產”受傷害的質詰，也減少爭奪中國文化特區資源的嫌疑。
作者威脅說，“曲阜是中華民族的聖城。民族魂魄所系的聖地一旦遭到破壞，其引發的民族情緒如海嘯地裂”。
因此，鑒於在中華文化聖地修建基督教教教堂問題的敏感性、複雜性以及可能由此引發的社會激烈爭議，他們更向官方正式提出建議：“禁止在曲阜市範圍內建造基督教教堂”。
兩人的公開信發布之後，在微博上引起廣泛討論。
前天（1月27日），曲阜當地學者，曲阜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師楊春梅撰文《孔子故里豈是一家之天下？》，提出上述儒教學者的觀點對曲阜歷史文化缺乏了解，且缺乏傳統儒家的博大寬容精神。
楊春梅認為，首先，兩位學者公開信中，提出曲阜“未曾有道教道觀，佛寺雖有但遠離城區”，這顯然與史實不合。
據2010年6月出版的《曲阜古跡通覽》所錄：曲阜道教道場有七十多處，以關帝廟、土地祠、天齊廟、全真觀居多，但其中供奉的神祇則大都是道、佛相雜，其中不少今日仍有香火。
楊春梅介紹，有些道場修建過程中，孔子後裔衍聖公也曾參與甚至主持其事。如城區東南角古泮池邊文昌祠，是光緒二十四年衍聖公所立，供奉文昌帝君。
楊又舉例說，在曲阜孔廟裡面有一個小四合院，是土地祠。據說衍聖公府當年另闢別院，豢養一批道士，專司風調雨順。
楊春梅質疑，“以上這些場所，不知算儒教還是道教？至於佛教，不說其他，衍聖公府內就有佛堂樓，無論大小，其意義恐怕比在城區內外建大佛寺更耐人尋味吧？”
其次，上述兩位儒家學者又說，“其他外來宗教，更不曾在曲阜建有任何道場”， 楊春梅認為，這話含糊得很，“其他外來宗教”具體指什麼呢？回民信奉的伊斯蘭教算不算？
熟悉當地情況的楊春梅介紹說，曲阜西關是回民聚居村，在距孔廟不到千米範圍內，不僅有清真寺，還有光緒末年美國人創建的耶穌堂和民國二十二年德國人創建的天主堂，均廢毀於“文革”，皆有縣誌可征，有遺跡可考。
目前，曲阜西關的清真寺建於明末，“文革”被毀。2001年在原址復建。位置在曲阜故城西門外護城河西岸，東距孔廟西牆五百米左右，“富麗華美”。
基督教堂部分，文革後，曲阜市官方按國家宗教政策撥還部分地產，供曲阜基督教教會作臨時活動駐地。教會當時沒錢，只能臨時搭建簡易板房供信眾聚會禮拜，此即公開信中所說的“悄悄興建”的“平房式”教堂。
楊春梅認為，從歷史來看，儒、佛、道三教道場已在曲阜和平共處千百年之久，伊斯蘭教和基督教道場進入比較晚，但也已有一二百年，同樣可謂相安無事。
山東大學兩教授的《呼籲書》提到“在齊魯文化版圖上，歷史地形成了以曲阜為中心、方圓百公里的儒家文化圈”，又說曲阜是儒教的“麥加”，以此邏輯，似乎曲阜百里都應該禁絕教堂、清真寺和佛寺。
但事實上，曲阜方圓百公里的文化圈有一百多年歷史的基督教堂不在少數，“下一步是不是要拆除呢？”果真如此，難道要讓今日曲阜本地的上萬基督信眾遠路風塵赴百數十里外去做禮拜嗎？
楊春梅質疑，曲阜本地基督徒中老年人居多，如此折磨他們，儒家敬老之義何在？高大建築不行，連簡易平房也不行，理據何在？高大的清真寺屹立在孔廟旁500米，多年來都視若自然毫無違和之感，對一簡易平房教堂何以竟如此難容呢？
楊春梅認為，從儒家義理來說，孔子有“不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遠之”的教誡對領會“極高明而道中庸”的士君子而言，是不假外求而自具足的，但對普通百姓而言，恐怕其心靈精神就不能不藉助神道了。
儒家治理過程中，儒家在“神道設教”框架下有限度地包容整合諸教以彌補其自身不足，“君子以為文，百姓以為神”，藉助宗教神道才能更有效地進行治理，對源自古老傳統及民間不斷自發生成或傳自域外的各種宗教神道的因循和尊重，表現出一種很高的政治智慧，也是謂中國傳統文化博大包容的原因所在。
他質疑，那些意欲將儒教宗教化的人“項莊舞劍”，其意實不完全在一座教堂，其根本目的乃是要求“政府儘快承認儒教的合法地位”，如果儒教學者如此熱衷自己的宗教地位，為什麼不聯合國內其他宗教派別和團體，通過推動宗教立法爭取宗教信仰和傳播自由來踐行信仰自由。
楊春梅說，根據“我在曲阜居住二十多年的觀察，當地民眾無論信仰若何，彼此間並無對立隔閡”。曾與幾個老人攀談，他們說年輕時到清真寺禮拜，也進過基督教堂聽講，“反正都教人行善的，挺好”。
他質疑，不同宗教文化間的相互理解、尊重及和諧相處，自然而然地實現於這些樸實的百姓中。比較而言，當下儒家人物反倒不明事理，借端挑事，製造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