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立中文筆會近日進行換屆選舉，長期關注中國知識分子命運、維護中國知識分子權益的德國科隆藝術學院院士廖天琪女士當選為新一任會長。作為一個人權組織和國際性的文學組織，國際筆會的主要作用是什麼？自2001年創立以來，這一組織完成了怎樣的使命？它在未來又肩負着怎樣的重任？對此，獨立中文筆會新任會長廖天琪女士接受了本台的採訪。
法廣：您過去曾經兩度出任獨立中文筆會會長職務。這一次為什麼再度競選？請談談其中的原因。
廖天琪：我已經擔任過兩屆會長。那是從2009年到2013年。接下來那一次的選舉之後，接任我的是詩人貝嶺先生，他擔任了兩年。這一次我們換屆選舉新的領導班子。筆會目前里外都出現了信任危機，有些情況不是很明朗，有不少有爭議的意見，也有一些具體的困難。其實我們筆會裡有很多德高望重的作家、記者和文化工作者，可以擔當這個重任的人不少，但是大家都有自己的職業和工作，很難分身再額外承擔筆會的任務。 我因為已經退休了，在時間和其他方面是比較有彈性的，在一些會員的鼓勵和要求下，我答應再度出來。我很榮幸感動，會員們對我投了信任的一票。這可說是臨危受命。 我希望跟新產生的理事會還有會員們一道走出困境，克服當前的困難，創出新的成績來。
法廣：獨立中文筆會擔負的主要使命是什麼？
廖天琪：我們這個筆會的名稱就非常特別。它叫“獨立中文筆會”。前面兩個字“獨立”是非常重要的。大家都知道，在中國大陸，作家們是不能夠享有憲法上所規定的“言論自由、寫作自由、出版自由”，更不要說其他的“集會、結社”的自由了。 中國大陸有好幾個官方的筆會：有作家協會、北京筆會、上海筆會、甚至有廣州筆會，後面這三個：北京、廣州、上海筆會，它們也曾經加入過國際筆會這個大家庭。但是，後來很多年以後，特別是在1989北京的流血事件發生以後，它們很長時間都沒有再出現。最近這幾年，北京的筆會似乎是補交了國際筆會的會費，也重新派代表出現了。
但是在中國大陸，很多作家他們不認同官方的作家協會，因為你如果是一個所謂的專業作家，就可以領取政府的薪水，既然拿公家的薪水，我相信在寫作方面自由度是一定要打折扣的。還有很多作家根本不願意、不屑於當這個“官方作家”。另外一些獨立、自由的作家，他們常常在高壓之下不能夠自由地發揮自己的才華、自由地寫作或出版。這些人就很希望進入一個民間獨立的文人組織，從而得到關懷和保護。我們這個獨立中文筆會在這種特定的條件下於2001年成立了。
我們的宗旨是要提倡“言論自由、寫作自由和出版自由”。以中文寫作的作家們抱着這樣的願望就來參加我們的筆會了。當然，言論自由不該被誤解或濫用。造謠生事、無事生非、寫一些人身攻擊或謾罵詆毀別人的東西，這個跟言論自由毫無關係。我們要對抗的是，一個政權用國家權力來壓制寫作人自由寫作的權利。筆會維護的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言論自由。這也是國際筆會的一個最重要的宗旨和任務。
我們希望為國內會員提供這麼一個自由寫作和發表的平台。我們設有網站，網刊，也出版書籍。筆會也有相當一部分會員在海外，他們繼續以中文寫作，因而這個園地是大家共同所有的。筆會另一個目的，是要維護這些作家們的權益，首先是他們的人身自由。我們知道有不少作家在中國因言獲罪，大家都知道的一個例子是我們前會長劉曉波先生，他到現在還坐在監獄裡面。劉曉波是多產作家，他長年地維護言論自由這一理念，因言獲罪被判刑11年。除了劉曉波以外，還有很多的寫作人，包括新聞記者等等都因言獲罪。為了系獄的作者，獨立中文筆會常常在國際上發出呼籲，聲援他們。總之，一是維護言論自由，二是為寫作者維權，並推動中文文學的發展，這是我們最重要的任務和使命。
法廣：最近幾年來，中國的人權狀況呈倒退趨勢，許多知識分子遭到打壓；面對這種情況，作為一個設在海外的民間組織，獨立中文筆會能夠發揮什麼樣的作用？
廖天琪：正像您所說的，我們是一個民間組織，而且在海外。想在國內組織一個獨立的寫作者的團體，那是不能夠得到批準的，也幾乎無法生存下去。我們作為民間組織，得不到任何的官方的支持，也沒有從其他的官方組織得到任何的資助。民間組織有些優勢是官方所不能比的。比如說我們可以在國際上自由發聲，獨立中文筆會是國際筆會149個成員之一。 我們前會長劉曉波先生因言獲罪被判刑11年，他2010年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我們筆會在國際上的地位因為這樣也隨着提升了。最近兩三年中國的言論自由打壓格外嚴重，早已驚動國際社會，引起其他國家寫作同行的注意、關心及支援。我們能在國際平台上發出維權的聲音，獲得很多兄弟筆會的聲援回應。
每一次有作家下獄，我們只要一呼籲，世界各地都會有反響。最近的例子就是高瑜女士。她是2014年被捕的，2015年被判刑7年。高瑜是我們的會員，我們在國際筆會以及國際文化界和媒體上發出強烈的抗議聲，立刻得到反響。國際筆會將她定為重點營救對象。各方共同的努力促成了高瑜案子得到了舒緩，後來她被改判為5年，並在監外執行。再提另外一個例子，大家可能也還會記得，就是湖南日報以前的一個年輕記者叫師濤，當局因他向外透露，說上面規定，不可以報道六四紀念活動的消息，就這樣一件小事，他被判了10年。為了師濤，全世界一百多個筆會都投入了營救的工作。把師濤的一首詩“六月”翻成60多種不同的語言，用60多種不同的語音將這首“六月”在世界各地廣播、出版、發行，在非洲、歐洲、美洲和亞洲各地群眾的集會上朗讀。這是一項空前的義舉，這樣大規模的全球民間活動，官方是絕對辦不起來的。
這就是民間的力量。我們永遠相信，人總是嚮往自由，推崇自由的。如果這個世界上有一個寫作者不自由的話，我們其他的寫作者都要為他呼籲，為他儘力。這是一種普世的精神價值。我認為我們這樣的一個小小的組織，有時候還是能夠發揮意想不到的、相當巨大的作用。
法廣：獨立中文筆會成立10多年來，發展是否一直非常順利？目前的狀況如何？
廖天琪：獨立中文筆會從創立以來，已經走過了15個年頭。我們的發展並不是一帆風順的。有一些是先天性的缺陷。比如，我們現在有300多個會員，很大一部分在國內。國內的會員容易受到打壓，所以他們不能夠擔任重要的職務。我們特別注意盡量不讓國內的會員、理事、或是擔任職務的人受到威脅。這是一個民間的文學組織，本來沒有任何理由去打壓他們。但是事與願違，我們依然有些會員身陷囹圄。我們做事情要有所顧慮，不管是開會還是舉行文學活動，我們都要顧慮國內會員的安全。這一路走來，確實是有一些不容易跨越的障礙。
能幹、孚眾望的國內會員無法擔任職務。有很多國內會員不能夠離境出國，無法參加我們境外的文學活動或頒獎典禮。而我們在國外的一些負責人，也不能回中國大陸。我們筆會設了三個獎：自由寫作獎、林昭紀念獎和劉曉波勇氣獎等。這三個獎每年都要頒發，每年舉行頒獎典禮、舉辦文學會議，這些都是鼓勵人心的活動，我們也向條件特別困難的作家提供小額的經濟支助，這些工作都需要經費。多年來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提供了對筆會的經費贊助，我們心存感激，希望把工作作得更好。
我們每兩年開一次會員大會，不定期地在境外舉辦文學活動。出於安全和經費的考慮，除了有一次在劉曉波當會長的時候，在國內舉辦過一次文學聚會之外，其他的會議都在境外舉辦。即便這樣我們的會員想出來參加會議，也往往受到阻攔，這類的事情歷年都發生過。 十多年一路走來，我們也算取得一些成績，筆會這樣一個小小的組織像是黎明前黑夜中的燈塔，對國內的同仁是很大的精神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