滙豐銀行的母行“滙豐控股銀行”在經過十個月不明朗的摸索階段，考慮究竟是留在倫敦，還是搬起那會香港。根據英媒指出，滙豐控股最後決定繼續留在倫敦經營。本台（法廣RFI）本次中華世界節目請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者程曉農博士來為大家作點評分析。
程曉農：我覺得這充分反映出滙豐銀行對於中國經濟前景及香港地位的擔憂。滙豐在很早，也就是前一個世紀的鴉片戰爭後就創辦了。當時，它有個名字叫“香港上海滙豐銀行”，主要是為了當時到中國經營做生意的英國企業提供服務。所以他在1949年至中國改革開放之前的這段時間，他當然這中國是完全沒有活動的，它的企業被沒收了。但是，改革開放以後，它一直希望回歸東方，因為他原來的基本商業經營基地是在東亞地區，特別是香港、上海。
所以當過去這幾年，滙豐因經營上出現一系列問題，導致成本很高，它於是向從倫敦搬出來，把總部搬到香港。一方面是想避免在因為經營當中的各種問題，比如：美國針對滙豐的一系列設計腐敗問題，給予罰款。像這類問題，他想搬到香港，也許能好一點，就能少受一點處罰。因為在中國，這樣的處罰一般來說就會沒效。
另外一方面，也是為靠近它原始的基地，它認為，這樣一來，可以節省成本，而且運作的更好，不用在倫敦總部遙控着他在上海及香港的運作。但這樣有一前提，也就是，當它把總部搬到中國的香港或上海的話，必須是這兩個地區今後的經濟前景不斷的繁榮。
如果情況正好相反，那天搬過去，就會虧大。現在看來，滙豐正根據目前這個中國經濟的判斷是，他認為搬到東亞地區，比方把總部搬到香港可能不是個好選擇。
法廣：英國金融時報指出，還有另外一個原因也加速腳步，讓滙豐決定留在倫敦，也就是因為香港銅鑼灣書店有三個人最近遭到中國當局或是綁架、逮捕、禁錮等的對待，該媒體還會所，這已經引起西方銀行家的恐懼，並說，中國正在削弱中國的司法獨立，是這樣嗎？
程曉農：香港的司法獨立早就被削弱了。這三人被綁架之前，香港已經發生過很多問題，包括以前有深圳的貪官被綁架以後，送到羅湖橋頭，這樣的事情，二、三十年前就發生過。所以香港的司法獨立現在已經在相當大程度上被變過了。
我覺得西方金融界真正擔心的其實是香港的不安定。商界做生意最需要的就是一個穩定的社會環境。而香港此次這個所謂的暴動事件反映出一個問題：香港社會裡又一批比較邊緣化的社會人士，現在有點傾向於採用暴力活動，達到他們的目的。這種做法本身可能會對商界產生更大的負面效果。如果有更多的人加入這樣的行動，比方砸商店、砸銀行，你說銀行怎麼辦呢？其實，為不認為參與此次香港暴力行動者都是民主派認識，只是那些人自己那麼說而已。因為暴力活動不屬於民主鬥爭的範圍。把這個問題放在一邊。現在的問題是，中國經濟滑坡本來就已經很嚴重。再加上香港環境的迅速惡化。我想此兩個因素加在一起，讓滙豐已經沒有選擇的餘地。它只能留在英國。但是滙豐現在的經營狀況也非常的嚴重。根據我所聽到的狀況，它可能最近要裁員上萬人，所以它的很多忠誠的管理階層人員都很擔憂，因業績達不到，而裁員的規模愈來愈大。那麼這個銀行慢慢就會走下坡。所以它搬也好，不搬也好，都面臨走下坡的問題。
搬了，肯定走下坡。因為中國經濟在走下坡；不搬，他本身的問題也會讓它走下坡。
法廣：這是否與英國外相哈蒙德上次防衛北京時，曾經向王毅提到銅鑼灣的李波失蹤事件有關，因他返英後，近日提出一份有關香港自由的報告。報告指出，李波是不自願被帶到中國的，並稱其歷經香港是不符合法律的任何正當程序，是否這份報告對於滙豐此次的決定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呢？
程曉農：我個人覺得，李波案件只是他們使用的一個說法。這個案件其實並不是在香港社會一個普遍的很有關連的事件。因就嚴格意義來說，它涉及的不是新聞自由問題，因為李波他們銷售的不是新聞，而是所謂的gossip, 散布謠言。謠傳本來就不是屬於新聞自由保護的範圍，又不是出版自由的問題。因為出版要分不同的東西，例如你出版漫畫，那是涉及漫畫出版自由。但你不能把出版謠言、編造謊言當作新聞來出售，這是兩回事。有保護新聞的說法，但沒有保護謠傳的規定。銅鑼灣書店一大半都是屬於“謠傳”刊物，並不是“新聞”。因為他們實際上並未在中南海派駐記者，他們也沒有什麼國內的真正可靠信息管道，他們的作者也承認是胡編的，是街上聽來的謠傳。
那麼這樣，我覺得所以這個“謠傳”的自由受到壓制，與“新聞自由”受壓制還是有區別的。而且我相信香港人對這個問題的判斷還是很清楚的，他不至影響到商業的問題。商業也不是應靠着賣謠言過日子。
法廣： 您認為為何金融時報特別提出這一點呢？
程曉農：很簡單，因為有些問題是有些媒體不願談的，像我剛才談到的滙豐銀行原來搬到中國，後來又搬離中國。這裡面有很多問題都是媒體沒有詳細談的，而且對企業來講，也不是個什麼很適合宣傳的內容。因為實際上，滙豐準備搬離英國倫敦，搬到香港的計畫，本身不是企業經營成功帶來的結果，而是企業經營失敗的結果。所以他當然不想搭理宣傳。現在，他不得不留在倫敦，也不是因為香港或中國經濟成功了，他必須留在倫敦。相反地，也是因為香港和中國經濟的走滑坡，它不得不留在倫敦。這也就是說，他期待的中國能帶給他商業的機會不存在，或準確說，是滙豐判斷失誤了。
法廣：有一名投資顧問分析這種狀況說，這是英國政府的一大勝利，並說，滙豐如此決定可能引起香港和中國的不快，是嗎？
程曉農：我不認為滙豐決定留下，這是英國政府的勝利我覺得是滙豐這個集團今後進退兩難的寫照，這跟英國政府沒什麼關係。英國金融中心有幾十萬就業人口，一大批銀行，少掉一家，並沒太大的影響。所以英國從未組織滙豐搬離倫敦，因那本來就是銀行的自由，它想搬到哪，是它的事；不搬，也是它自己的決定。所以我覺得，這位投資顧問所說的，沒什麼道理，不值得重視。
法廣：那麼滙豐在聲明中指出董事會已經一致通過繼續留在倫敦，原因包括英國享有國際尊崇的法規架構及司法制度，還有豐富的處理複雜國際事務的經驗，是不是相對也打了中國法律及司法狀況的一耳光呢？
程曉農：這些說法都是老生常談，也是所謂的表面文章。因我們知道，它講的這兩個條件幾百年來都是這樣，並沒有變過。英國並未取消法規制度，也未說政府要干預金融市場。那麼滙豐為何要計畫搬走呢？所以就它剛才說的，讓它留下來的理由本來就是反對他搬離的理由。所以滙豐沒有講真，它也不能講真話。
法廣：那麼，這會不會從反面來看，是打了中國一耳光，再次凸顯中國司法的不健全、亂搞呢？
程曉農：這也談不上打了中國一耳光。中國司法本來就是這樣的狀態。如果假定中國司法方面，可以完全和英國一樣，中國不就是民主國家了嗎？那麼，既然中國不是民主國家，仍是專制國家，它怎麼能不亂搞呢？我覺得，也就是說，滙豐銀行不能講實話，因他真正的問題是一切都是經營導向。
它留在倫敦經營會嚴重虧損，會做大量裁員，因此想搬到中國去自救。但是發現這個決策錯了，它對中國未來經濟形勢的判斷嚴重失誤。因中國經濟滑坡速度遠遠超過它的估計。這也說明一個基本問題：滙豐高層對中國經濟的判斷能力相當差。所以，以後被現實證明，他們只能留在倫敦，搬到中國經營，將是竹籃子打水，一場空。但我剛才講的這兩層原因，都是滙豐不便啟齒的。他不能對媒體說：為經營不良，所以我必須搬到中國去，節省成本。另外，他也不能很媒體說：我們的高層判斷失誤了，很笨，居然沒看出來中國經濟不好，等我們做了半天決定之後，才發現，原來我們看走了眼。這兩層意思都是滙豐不便啟齒的原因。所以他只能講一些冠冕堂皇的，紙面上的話。那些話基本上是與“胡說八道”、“廢話”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