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1966年5月16日發出毛澤東主持起草的指導“文化大革命”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 五一六通知，號召向黨、政、軍、文等各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猛烈開火，從此開始了一場持續十年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文革五十周年之際，本台推出旅居法國的學者趙越勝對這場“大革命”的思考。
問：2016年是文革五十周年，對這個中國現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海外有許多討論。但在大陸，似乎未見到官方有任何論及這一事件的言論，社科各界，甚至歷史學界都未見有重要的討論。相反，我們倒是看到人大會堂的紅歌會，完完全全是文革紅海洋形式的翻版。從歷史上看，大陸的改革開放正是以否定文革為背景的，但從文革結束至今已四十年，為何中共當局對此仍諱莫如深呢？
答：文革剛結束時，大批共產黨官員，包括鄧小平本人，剛從文革噩夢中醒來，說是噩夢實在不足以形容這場不敢說絕後，至少敢說空前的大慘劇。那時他們給文革的定性是“一場空前浩劫”。據中共官方給出的數字，是420萬人關押審查，172.8萬人非正常死亡，13.5萬人被以反革命罪槍決，23.7萬人武鬥死亡，703萬人致殘。其實在十二屆一中全會上，葉劍英披露過更驚人的數字，有120萬所謂地富子女被殘殺，各類知識分子被迫害致死的人數約68萬3千人。全國1億1千300萬人受到各種政治迫害。根據全國各地縣誌做的綜合統計，有紀錄的死亡人數達730餘萬，而我們知道還有多少人生不見人死不見屍，根本無法列入統計數字，超過納粹屠殺猶太人。我們知道納粹屠殺猶太人有名有姓的300萬，一般估計在500-600萬之間。但這裡有個非常大的區別，納粹屠殺猶太人，是以異族為對象，而文革的死難者全是中國人，全是我們自己的同胞。所以文革實際上是毛澤東本人發動的、針對本國人民的戰爭。這一點，他本人很清楚。據毛的爪牙戚本禹回憶，毛在請他們吃飯時，興高采烈地舉杯祝酒，祝酒詞就是“祝賀全面內戰”。所以如何對待這種彌天大罪，是對中華民族的致命考驗，更是對中共的致命考驗。
問：中共在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可以說是中共自己對文革的反省與總結。他們對文革的定性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但在分析這場動亂的原因時，似乎着力不多。
答：看中共對文革的反省和定性，不如說是看他們對自己的歌功頌德，因為真要以對中華民族負責、對歷史負責的態度分析文革就要觸及共產制度本身了。這一點聰明的共產黨首腦心知肚明。五十年代，在蘇共揭露出斯大林大清洗的罪行時，毛本人就說過，斯大林的這種行為在英美國家不可能發生。鄧本人也說過，文革這種事在西方國家就不可能發生。鄧是中共里的明白人，他深知對文革的反思會動及根本，所以十一屆六中全會起草文件前，鄧明確指出，起草文件關鍵要回答兩個問題，其一，毛澤東成績第一位還是錯誤第一位，其二，建國以來，特別是文革十年，成績是主要的，還是錯誤是主要的。這實際上是要起草者明白，錯誤談多了就要觸及根本制度了。所以他明確指出：“決議中最核心的問題是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這實際上就已經給文革反思畫定了底線，也就是明確中共的這一套，從意識形態到建政制度，所謂毛澤東思想就是這一套的代名詞，是要堅持和發展的。可血淋淋的事實，讓真正反思文革的人不停地問，為什麼呢，這是為什麼。當時郭羅基先生曾寫過一篇文章，叫《誰之罪》，是討論張志新之死的，他這是模仿赫爾岑的名著《誰之罪》，而赫的這部著作就指明社會中個人命運的悲劇要到周圍環境，也就是社會制度中找原因。有趣的是，赫爾岑的這部著作卷首語是這樣一句話：“未查清的案件，聽天由命，已查清結案的，全部歸檔”。赫爾岑的用意就是要提醒讀者，對罪責不能裝糊塗，更不能束之高閣，埋入灰塵。但鄧本人對文革的態度恰恰就是要儘快了結，今後不要再提，所謂宜粗不宜細，所謂“一切向前看”，就表明這種態度。可惜，以鄧的聰明，竟沒有看到文革這個膿瘡不徹底挑破，國家民族永不能走向世界文明主流。看看大陸現在文革白癡如雨後毒蘑，遍地滋生，鄧本人已成了這群人的攻擊對象，恨不食肉寢皮，我想他也是九泉難安。
問：五月二日，人大會堂舉行紅歌會，有馬曉力女士致信當局，曆數這場紅歌會對文革的歌頌，看來現在文革的那套思路和做法已漸漸浮上檯面了。
答：“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文革這張皮恰恰附着在中共堅守的這套列寧式黨國制度上。國內明眼人都感覺文革借屍還魂，其實這屍從未搬走過，其魂深入國民骨髓。我只講一個事實，，禁止反思文革的作品出版、流行絕非後來的事。早在1986年，中宣部就已經發文“對專門論述文革史實的專著，未經嚴格審查，不得出版，各報紙、電台、刊物不得刊登，已發表的不得評論”。請注意，這是1986年，正是改革開放的黃金時代。雖說鄧打壓了胡耀邦，但一年之後的十三大，趙紫陽上台，中國的改革轉型機遇正佳。緊跟着，1988年12月，中宣部又發文《關於出版文化大革命圖書的若干規定》，基本上封堵了對文革研究的著作出版。相比較德國，研究希特勒、納粹德國的著作之多不可計數，真可謂“汗牛充棟”，正是這種對納粹運動的徹底清算、反思，使德國進入世界文明主流，成為一個民主、自由、文明、富裕的國家，受到全世界的尊重，這些年承擔保衛歐洲文明的責任，真正是中流砥柱。而中國在政治文明、法制文明，在融入世界文明主流價值上基本沒有進步。現在當局治國的思路更是囿於紅衛兵模式，顢頇霸道，炫金耀富，世人為之側目。你若有空，翻出文革時那些文宣材料，比照當下大陸宣傳，一定會有似曾相識之感，從文字、用詞，到邏輯推斷，幾乎亦步亦趨。已經二十一世紀了，還要在文革武庫中找傢夥，讓人有種穿越感，這可如何是好？
問：你提到列寧式黨國體制，好像你認為正是這種體制才是文革的根源？能否再談詳細一點。
答：中國的文革發生在1966年，但在歷史上和它性質相近的社會政治運動已經發生過，那就是斯大林的大清洗和希特勒的納粹運動。中共一貫標榜反西方，但可惜，它所反的只是西方民主國家中的普世價值。而中共的思想資源，其實是徹頭徹尾西方的，是蘇俄列寧式黨國體制的山寨版。應該承認，毛在建構體制方面缺乏創造力，中共的一套權力架構完全是蘇聯人一手調教出來的。納粹制度倒是希特勒的獨創，但它是魏瑪共和國失敗後的產物，它的嚴密性要遜於列寧式黨國體制，但他們在精神氣質上是如此想象，有歷史學家指出，儘管他們彼此仇恨，但再也找不出如此相象的敵人。正是這種黨國體制才是文革這種大規模群體犯罪的土壤。
歷史上，Dictateur，獨裁官是羅馬共和時期的一種專門設置，為了應對突然事變，是非常時期的臨時設置，最長不可超過六個月，獨裁官被臨時賦予不受法律制約的專斷權，他的權力超越現有法律，同時他的行為不受合法性審查，同時不可“告訴”，也就是有豁免特權。而這個設置到了列寧手中變成了維持政權的永恆方式。我們應該知道，對現存共產體制（嚴格說現在世界上大約只剩中共和北韓了）貢獻最大，最有創造性的是列寧。他的一套奪權的戰略策略思想最成功，也危害最大。前不久有材料報道普京批列寧，這說明俄國的體制是真變了（我們不討論他究竟變成了什麼），列寧把共產政權的本質說的極清楚：“專政的科學概念無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絕對不受任何法律或故障制約而直接依靠暴力的政權”。所謂無產階級專政的權力“不是建立在法律或選舉上，而是直接建立在全體居民中某一特殊階層的武裝力量上的權力”。好，我們應該記得，毛的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性質，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對文革的深入思考必然會觸及到共產政權賴以樹立的基本理論。
在這種權力結構下展開的社會政治運動有幾個必不可少的要素：1）一個擁有無上權力的獨裁者。2）權力鬥爭必然是製造出一群黨內敵人，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稱做反對派，在毛的文革中稱做路線鬥爭。3）一套由獨裁者本人掌控的秘密警察系統，它監視權力鬥爭的動向，收買告密者；4）一套以“宇宙真理”和謊言構成的意識形態，通過它來貫徹獨裁者的意志；5）以暴力為依託的洗腦系統，通過它培植一群愚民，他們實際上是處在一種昏迷狀態下充當打手。所謂昏迷狀態即是說這群人不具有理性所要求的自我意識，他們由獨裁者的意志所操縱，激發出人性中的邪惡來毀滅他人從而也毀滅自己。所以反思文革必然要對這些要素逐條清理。中共在文革結束後，也做過所謂“清理三種人”，但大多數不了了之，因為你很難在審判艾希曼的同時，給希特勒修紀念堂，所以文革中的罪行幾乎沒有得到清算。有人提寬恕問題。圖圖大主教確說過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但這個寬恕是在釐清罪責，認罪懺悔的情況下的仁慈。沒有清算就沒有寬恕。
所以從歷史和中華民族未來的角度來反思文革，意味着中國人從列寧式黨國體制中脫胎換骨，重歸人類文明發展正道，使中國人成為自尊、自立、自由的真正社會政治意義上的人。這一點大陸當局似未加考慮，進來甚至又見到“黨內野心家、陰謀家”這種提法，可見反思文革對中共而言實在強其所難，因而這個歷史性的任務只能是個人理智良心的行為。我們也確是看到許多仁人智士，單槍匹馬在勇敢地進行着這個工作，我們應該向他們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