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9月，甘肅省天水地區發生了一起被列為全國第四大案的“反革命集團案”，多達43人被捕，遠在上海的林昭也牽涉其中。最後她與另外兩人在文革中被判死刑，文革之後全被平反。國史出版社最近出版了譚蟬雪女士編著的電子書《星火：蘭州大學“右派反革命集團案”紀實》，這次節目，我們請參與編輯的明鏡集團總主筆高伐林先生做一個介紹。
法廣：高伐林先生，這本書，書名“星火”，是否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寓意？
高伐林：書名“星火”，直接原因，是當年這些為民眾苦難“鼓與呼”的志士所創辦的地下油印刊物就叫“星火” 他們取這個刊名，確實就寓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期望。在中國大陸嚴酷的政治環境下，不難想見，必然會被打成“反革命刊物”加以撲滅。燎原未成事實，“星火”卻通過這本書保留下來，但願傳之久遠。
法廣：他們為什麼要創辦這樣一份地下刊物？他們是些什麼人？
高伐林：說起來，這個刊物倒正是一批大學生走“與工農相結合道路”的產物。其中主要骨幹，張春元、向承鑒、顧雁、苗慶久、譚蟬雪等等，多是蘭州大學的學生，個別的是青年教師。他們在1957年中共號召幫助黨整風期間，上了毛澤東引蛇出洞的“陽謀”的大當，被打成“右派”，發配到武山、天水等地農村監督勞動。鄉親們對他們不錯，但是他們親身經歷了“大躍進”的荒誕鬧劇和大饑荒的慘痛悲劇，親眼看到了大批農民餓死。他們想過、也試過向上反映真實情況，但這些人本來就是“因言獲罪”，反映情況又有誰會聽、會信？他們不甘沉默，自己撰寫文稿、刻寫鋼板、油印郵寄……不過，《星火》只出版了一期，第二期還在籌備之中，就被破獲了。
法廣：這唯一的一期《星火》，有什麼內容？
高伐林：有張春元所寫的《糧食問題》、《農民、農奴和奴隸 當前中國農村剖視之一》，向承鑒所寫的《目前形勢及我們的任務》、《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他們在籌辦的過程中，與慕名已久的林昭取得聯繫，得到林昭的支持，林昭將自己的一首長詩《普洛米修士受難的一日》交給他們，在創刊號上刊出了。從這些標題，不難想見其內容：反映人民公社化之後農民淪落為農奴的深重苦難，探索如何幫助農民、也幫助祖國找到出路。在那個比罐頭禁錮得更嚴密的年代，在那個中國貧瘠偏僻的農村，以他們的年齡和身分，不可能擁有多麼豐厚的精神資源，既不可能了解高層方略、中國和世界大勢，也不可能獲得馬列主義之外的思想武器 好不容易才偷偷得到一份可供參考的南斯拉夫改革文件。但他們是以青春的良知和熱血來尋找真相、追求真理，薄薄的油印刊物，讓我感到沉甸甸。
法廣：他們後來遭到什麼樣的厄運呢？
高伐林：1960年9月，國慶節前夕，當局一夜之間在武山、天水張開天羅地網，隨後又在上海抓人。此案一共逮捕了43人，包括大學教師、研究生、大學生、幹部和農民，後來多被判重刑，從無期徒刑到三年不等，向承鑒坐牢18年，顧雁17年，苗慶久20年……還有人被判管制。尤其是，文革期間本案主犯和被牽連者，共被處決三人。
法廣：被處決的，都是什麼人？
高伐林：其中一位，就是與本案有關的林昭，1968年被害；另外兩位，是1970年在文革中的“一打三反”運動中同一天遇難的：一位是武山縣委書記處書記杜映華，他作為一個正直的基層官員，對民眾的苦難感同身受，也器重這些“右派”學生的膽識；另一位，就是《星火》的靈魂人物張春元：他16歲就參加了解放軍，在朝鮮戰場上擔任汽車兵出生入死，在轟炸中受重傷，複員後給首長開小車。作為調干生，他考取了蘭州大學歷史系，不幸遇到反右，在劫難逃。值得一提的是，在監督勞動中，他還用業餘時間寫了一個反映“抗美援朝”的電影文學劇本《中朝兒女》在雜誌上發表，長春電影製片廠甚至打算投入拍攝，但一打聽作者是個“右派分子”而作罷。從一個革命軍人到殉道的思想者，張春元求索的經歷值得後人銘記。
法廣：這樣一個案件，文革之後為什麼很少有人提起？
高伐林：有多種原因，其中之一，就是此事發生在“一窮二白”的大西北。不過，還是有一批志士仁人苦苦努力，讓其不致於湮沒。北大著名教授錢理群評價說：《星火》填補了中國思想史的空白。如果沒有他們，這段歷史就只剩下了卑劣的屈辱和沉默，“林昭和她的《星火》戰友們是拯救了我們民族的靈魂，他們才是魯迅所說的中國的‘筋骨和脊樑’”。中國著名的獨立製片人胡傑說：《星火》雜誌是中國大躍進饑荒時期極為罕見的重要的民間地下刊物。它對大躍進饑荒的災情和民怨有現場的記錄，並對人民公社運動有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哲學的研究和思考。它對人民公社把農民變為農奴和奴隸進行了活體解剖式的研究，在理論上提出了很多重要的觀點。他認為：學術界對《星火》刊物的重要性遠遠沒有認識。
法廣：此書的編著者譚蟬雪是什麼人呢？
高伐林：她今年已是82歲高齡了，當年她是張春元的未婚妻，也是這一案件的同案犯、倖存者。1956年她考入蘭州大學中文系，1957年被打成“右派”。1960年開始，她坐了14年牢。平反後她調到敦煌研究院主攻敦煌民俗，先後出版過七部專著。譚蟬雪退休後，定居上海，歷經十二寒暑，多次重返蘭州、天水等地搜集關於本案和當事人的資料，要給歷史存證，到2010年，終於在有關部門的檔案庫中找到了最重要的證物 公安部門作為罪證保存的《星火》雜誌原件。但當她好不容易編著了書稿，掏出五萬元自費印出一些給有關當事人和子女做紀念時，卻被當局不由分說全部沒收……錢理群教授說：這是一本血寫的書；這是一本拷問我們靈魂的書；這是一本我們期待已久的書……他們逼問着：你的心是顫動的，還是死的？你的血是熱的，還是冰的？你的靈魂是聖潔的，還是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