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現在一些蟄居海外的“五毛黨”和“自干五”，受中共大外宣計畫的推動，在海外展開頌毛運動，其中的一種方式就是紅歌會。在民主國家，法律明令禁止歌頌希特勒和納粹黨，而由於中共的掩蓋和欺騙，許多文明國家的人民並不清楚毛髮動的文革，實質上和希特勒的納粹運動一樣，犯下了反人類罪。今天我們就來談一位受難者 顧聖嬰，中國第一位在日內瓦國際鋼琴比賽中獲大獎的鋼琴家，人稱“鋼琴詩人”。
問：趙先生，在你新出版的《燃燈者》（增補版）一書中，有一篇文章，談文革中慘死的女鋼琴家顧聖嬰。我們知道，她是中國最有天才的音樂家，卻在文革中受到殘酷的侮辱迫害，最後和母親弟弟一起自殺。今天請你給聽友們談談她好嗎？
答：這個話題可不輕鬆。我寫那篇文章時，幾次擲筆嘆息。中央音樂學院鋼琴系主任周廣仁先生專門託人給我帶話，說我能寫顧聖嬰，她非常感謝。她們是同一代音樂家，有很深厚的感情，對顧的慘死非常痛心。文革中像顧聖嬰這樣的英才不知冤死了多少。所以我看到那些在海外還要唱紅歌歌頌毛的人，就想問他們：你們還有一絲人性和良心嗎？怎麼能明知無數同胞慘死於毛髮動的文革卻無動於衷，反而要去歌頌劊子手？
問：現在中共紅色文化輸出的勢頭越來越猛，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必須去抹殺那些罪行。
答：你說得太對了。只要有良心的人記住那些罪行，紅色文化就全無蠱惑人心的力量。所以我們談文革，就是為了保留民族的記憶。也就是為中華民族真正的復興，為它終能走入文明國家行列而存一火種。好，不扯遠了，我們來談顧聖嬰。顧生於一個文化書香源遠流長的家族。她的遠祖顧雍是三國時吳國的丞相，史稱“魏晉八君子”。他是漢末大音樂家蔡邕的學生，曾追隨蔡邕學琴，極通音律。所以顧聖嬰的音樂天賦其來有自。顧家與傅雷先生是通家之好。傅雷先生曾親自為傅聰和顧聖嬰編寫文化課本，讓他們學習人類優秀的文化遺產。這些好東西在中共教育體制內是學不到的。顧聖嬰的父親顧高地是國民黨高級將領，卻幫助過中共特務頭子潘漢年。我們知道，潘漢年是當年中共勾結日偽，向日本侵略者傳送抗戰國軍情報的負責人。中共奪權後，必須要掩蓋這段賣國漢奸史，所以潘漢年就成了替罪羊，被捕入獄。這就牽連到當年幫助過潘的顧高地先生。顧先生最愛這個極富天才的女兒，從顧聖嬰五歲起，就帶着她學習音樂，廣拜名師。結果小聖嬰不負眾望，被上海交響樂團錄取為獨奏員，那時她年僅十七歲。正在顧聖嬰的藝術生涯輝煌開始的時刻，她所敬愛的父親卻在家中當著她的面，被人抓走了。這對顧聖嬰打擊太大了。不僅痛失慈父，還因此成了“殺關管子女”。在那個出身能決定命運的時代，顧聖嬰的成長面臨巨大的障礙。幸虧當時顧身邊有許多愛才又富同情心的師長，他們默默地保護着顧聖嬰，送她到北京，跟隨蘇聯專家克拉夫琴科學習。1958年，顧在克拉夫琴科的指導下，參加了日內瓦國際鋼琴比賽，成績優異，得了最高獎。與她並列這個獎項的，是波利尼，他現在是世界上頂尖的大鋼琴家。而且人稱“鋼琴女大祭司”的阿格里奇也是這個獎的得主，只是比顧聖嬰早了一年。從這裡，你就能看出顧的鋼琴演奏已達到了非常高的水準。若正常發展下去，她會成為世界級的鋼琴演奏家。
問：她的中途夭折，實在太可惜了。我記得傅聰就是在58年逃到英國的。
答：對，傅聰和顧聖嬰曾在一起學琴，兩個人很熟。傅聰是55年獲得肖邦鋼琴比賽第三名的，同時還得了瑪祖卡特別演奏獎。但57年傅雷先生被打成右派遭到整肅，傅聰真是聰明，看出中國的情況不適宜他的藝術發展，便毅然出走。今天我們實在慶幸傅聰的選擇，否則他必是死路一條。我們再看顧聖嬰，她那時是一心靠攏組織，積極進行思想改造，想要隨着主流意識形態走。什麼下農村、去工廠，為工農兵演奏，讓鋼琴藝術革命化，這些她一點也不反抗，而且還努力實行。文革前，她對那些用紅歌改編的鋼琴作品，也以極負責的藝術態度來學習和演奏。像什麼“洪湖赤衛隊組曲”，“翻身的日子”，“高舉革命大旗”之類的作品，她也投入演奏，甚至把鋼琴搬到上海重型機械廠的車間里，去給工人彈琴。那些改造自己的努力一點沒少做。可是她內心充滿矛盾和痛苦，在貝多芬和紅歌之間輾轉徘徊。她在靈魂深處酷愛那些偉大的音樂作品，酷愛肖邦、莫紮特、貝多芬。可在中國那個荒謬瘋狂的世界裡，她又怕自己的愛，怕自己的階級立場站錯了，何況她的父親還在勞改營里，她不能不處處小心。她的許多朋友，像殷承宗、鮑蕙喬都提到顧日常生活中的憂鬱，她活得沉重，心裡有苦說不出。不能把所愛奉獻給藝術，對一位藝術家是件多麼痛苦的事兒啊！所以我聽顧聖嬰的錄音，覺得她演奏肖邦特別有味道，因為她不知不覺地體會到肖邦音樂中的那個zal。這是個波蘭詞，意思是屈辱與痛苦。
問：據說顧聖嬰是在知道傅雷夫婦自殺後，決定一死了之的。
答：可能有點兒關係。傅雷是看着顧聖嬰長大的，也給過她一些文化上的影響。顧對傅是相當尊重的，但66年八月底傅家被抄，傅雷被揪頭髮罰跪，慘遭毒打，傅先生和妻子雙雙自殺，顧一定是知道的。顧當時在上海音樂學院也是同樣的遭遇，可以說是受盡屈辱，像顧聖嬰這樣一個玉潔冰清、心地善良的弱女子，竟遭那些野蠻的粗漢摑掌，她不能忍受紅衛兵的凌辱。一個人自殺而死，反映個人的絕望。但全家一起自殺，滿門滅絕，反映的是一個社會階層對這個社會的絕望。顧聖嬰死後，她的個別朋友痛惜之餘，對她的自殺還有些不理解，比如劉詩昆先生。他竟然認為顧聖嬰受的折磨還不夠，不至於去自殺。這是很可笑的。生死的抉擇不是以受苦程度來計量的，它表示的是心靈的絕望。這些在我的文章中有詳細的分析。最可憐是77年顧高地先生從勞改農場釋放回家，到上海才知，全家已在67年1月1日告別人世。人間遭遇之慘烈，莫過於此吧。在毛髮動的文革中，顧聖嬰只是一個小小的犧牲者，這樣一位天才，死後連骨灰都不知哪裡去了，後來開追悼會時，擺在靈台上的骨灰盒是空的。顧小姐真是埋香無處啊。去年我在巴黎愛樂廳欣賞波利尼的音樂會，看他演奏後觀眾的歡呼，不由想起58年和他並立獎台的顧聖嬰，文革的罪孽，真是罄竹難書。希望那些唱紅歌的人，想想他們的死難同胞。
決不允許這些罪惡重蹈覆轍，就是對死者最好的悼念。請聽友欣賞一下顧聖嬰演奏的肖邦d小調前奏曲，作品28，第24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