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狂熱沉寂之後，大約在67年底，中國大陸上悄悄開始了一場讀書運動。它遍布全國，參加者有66年狂熱的紅衛兵，有運動中的逍遙派，有被批被整的高幹子女。讀書的人有不少成為卓越的思想家，最早的反對派。可以說在中國黑暗到極點時，仍有一絲光亮，這證明人追求思想自由的願望是不可戰勝的。
問：文革是毛體制控制社會最嚴酷的時代。舊有黨政機關被砸爛之後，對社會的控制通過工宣隊和軍事管制。但在社會的地下，卻又極有活力，尤其在思想領域，彷彿有一個和官方輿論宣傳完全無關的思想世界。請你給聽友介紹一下這方面的情況，好嗎？
答：歷史事實確如你所說的，這反映出人性中有追求思想自由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我先介紹背景情況：自66年底，文革運動的一些狂熱分子，特別是青年學生，思想發生了很大變化。毛本來在66年上半年拚命鼓動紅衛兵造反，半年之後，他感覺紅衛兵的“衝鋒隊”作用已經結束，特別是66年底成立了“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開始與中央文革對抗。毛髮現這些孩子已經不聽使喚，就開始談“小將犯錯誤”的問題。江青在12月23日接見紅衛兵代表時，公開指責“西糾”，說他們凌駕於毛之上。她特別指出“要對這些小傢夥專政”，說“這些人中有可能有將軍之子，元帥之子，國家主席副主席之子，部長副部長之子，誰要那樣干，就得去坐社會主義國家的牢”。這種用時捧上天，不用時打入獄的做法，讓一些冷靜下來的紅衛兵開始產生懷疑，對自己聽了毛的話，大肆造反的那些理想目標，究竟對不對。特別是對中央文革的做法產生懷疑和批判。67年1月8日，紅衛兵的發源地清華附中有人以“延征”的筆名，貼大字報，質問中央文革，指責中央文革對青年學生的鎮壓，是“左傾機會主義”。
問：看來對文革中許多做法的懷疑出現得很早。
答：是的。正是這種懷疑和不滿，使一些好學的青年人回頭讀書，而且全國各地幾乎同時出現了許多讀書會性質的小組織，比如北京的“共產主義青年學社”，武漢的“北鬥星學會”，湖南的“毛澤東主義小組”，上海的“東方學會”。這些喜歡思考的青年人讀書有幾個共同的特點，其一，首先讀的是馬克思列寧，他們想從革命理論的來源處搞清楚自己面臨的現實問題。通過閱讀和思考，有些人提出了自己對中國前途的看法，比如楊小凱撰寫的《中國向何處去》，系統闡發他對中國前途的看法，其中有不少真知灼見。其二，通過各種途徑尋找外國的著作，有政治理論也有文學名著。當時大部分在地下讀書的人是西化派，從外國文學作品中汲取營養，來確立自己的價值觀，比如徐曉，就記載下她讀《怎麼辦》的感想。她說：“羅樸霍夫假裝自殺，成全其朋友與妻子的戀情，這故事讓我佩服得五體投地。它詮釋的不止是浪漫，不止是高尚，而是‘合理的利己主義理論’，使別人快樂和幸福是為了自己的快樂和幸福”。這種思想不僅中共的教育中不存在，中國傳統思想中也不存在。其三，文革中除了毛和馬恩列斯的著作，幾乎所有的圖書都成了封資修黑貨，所以要讀書就要讀禁書。那些灰皮書、黃皮書成了搶手貨。當時地下讀書中最重要的幾部著作，如吉拉斯的《新階級》，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托洛斯基的《斯大林評傳》都是六十年代為了所謂反修防修，翻譯出來供高幹閱讀的。讀這些書是有級別限制的，像《新階級》就是副部長以上級別的人才能看。讀書按級別，這是人類閱讀史上的奇聞，只有共產黨能造出這種制度。所以最早的地下讀書人有許多高幹子弟。雖然老子在文革中被打倒了，但家中還留下了一些書，於是讀了，而且流傳起來。更有許多家裡沒書的平民子弟，就去偷書，像我的朋友朱正琳在貴陽被捕入獄，公安人員就從他家中搜出了3000多冊書，都是貴陽那些愛書的人從圖書館撬門進去偷出來的。其四，就是讀書交流。互不相識的小圈子會因一本書的借閱而溝通起來，甚至會有遠距離的交流，通過書信交流讀書心得。比如我所熟悉的一些101中的老高中生，他們曾有一年左右的時間討論《新階級》，那時我年紀還小，沒有參加討論，但我的一位大朋友，把他們之間的通信給我看過，當時真在心裡引起了震動。比如有一句話，“把馬克思主義當作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法則，必然要在實際上引起在一切知識活動領域裡專制”。
問：馬克思列寧主義，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這是我們從小就被灌輸的教條啊！
答：沒錯，正因為如此，當你看到有人你說，這個說法是一切思想專制的來源，你不能不吃一驚。再仔細想想，發現事實果然如此，從此迷信就打破了。從我個人的精神發展史來看，文革的地下讀書運動，有關鍵性的啟蒙作用。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講到，我當年在工廠當工人時，結識了一位朋友，他向我介紹了愛倫堡的《人、歲月、生活》，我讀這部書就是從馬海德的兒子幼馬處借到的。
問：你說的這位馬海德，是不是那位被稱為“活着的白求恩”的外國專家？
答：對，他早年在延安幫共產黨。中共奪權後，是他幫助建立了中國的醫療保健系統。我借到這部書就通宵夜讀，有關西方現代藝術的知識，當時全來自這部書。那時因為書少，借書都有時間限制，所以常常要抓緊讀，還要抄。說來有趣兒，那會兒有些書的政治觀點是完全相反的。可讀書的人並不分辨，是書就拿來讀。像哈耶克和科切托夫，在意識形態上是完全敵對的，可我們一樣讀，一樣吸收，所以那時在思想中是一團混亂，像胡平那樣在七十年代就能寫出邏輯一貫、說理充分的《論言論自由》實在是罕見的。他是地下讀書運動中成就最大的人之一。
問：聽你這樣介紹，地下讀書運動為思想解放運動做了準備。
答：對極了，正因為有文革長達數年的地下讀書，才喚醒了一大批有頭腦的青年人對毛對文革進而對共產體制的全面否定和批判。所以，四五運動是地下讀書運動的一次大檢閱。別忘了，改革開放之前，先有思想解放運動。當年《讀書》雜誌上，最早登出來的有震撼力的文章，就是李洪林先生的《讀書無禁區》。當年因地下讀書有不少人鋃鐺入獄，這些人中有的人成了改革開放的先鋒，比如何維凌。他的地下讀書組織“共產主義青年學社”是當時北大青年學生中思想比較深刻的一些人，何為此入獄，文革結束後，何先生是推動經濟改革的大聲疾呼者之一，他的許多想法都來自文革地下讀書中汲取的養料。何先生在六四前，努力調解學生和政府的關係，希望引導事件和平解決。結果六四前被秘密綁架，我想他在獄中一定會回憶起他因文革地下讀書運動而坐牢的往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