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過去的2016年，是中國文化大革命50周年。作為中國當代歷史上的一個重要事件，數十年來，“文革”已然成為當代文學史中作家筆下一個不可或缺的寫作題材。儘管相關題材的文學創作早已充斥市場，但是陝西籍作家老村（蔡通海）所著《騷土》的再版，卻依然深深吸引了文學界的廣泛關注。這是一部鮮見的描寫“文革”給鄉村帶來災難的作品。
作為當代深諳中國農村狀況的作家之一，老村以其貫有的獨立姿態及辛辣的筆觸和獨特的風格對農村生活進行了描寫。這部以“文革”初期發生在鄢崮村的故事為主體的小說，融彙了時代和歷史的深刻背景，極其真實地展現了鄉村的苦難、農民的苦難。旅居瑞典的中國異見作家茉莉對這部文學作品做出深刻解讀，茉莉將這部作品稱作“映照鄉村文革的一面魔鏡”。我們在今天的本節目中，請茉莉來談談看法。
法廣：首先請介紹一下，老村是怎樣的一位作家？
茉莉：老村，這個筆名，似乎就諭示了他和當下的中國作家的許多不同之處。和他們比起來，老村似乎更像是一個鄉村夫子似的人物。但是，他和傳統的文學意義上的譬如類似於陶潛似的鄉村夫子又有着區別，他上過大學，也曾執迷於西方文學名著，對莎士比亞、福樓拜以及後來的馬爾克斯等作家都有着廣泛地閱讀和涉獵，也有自己的比較深刻的理解。大家知道，中國自毛時代開始，作家們基本上就成了中共政治的傳聲筒和解釋者，寫作上是不自由的。中國陝西，一直被大家看作是出作家的地方。
當年是家裡最小的男孩，老村從小就和父母睡在一面土炕上。在深長的黑夜裡聽父母談話，令他終生難忘的，是父母親每個晚上那一聲長長的嘆息：“明天的日子該怎麼過啊？”貧困的家境在男孩心中留下沉重的陰影，更讓童年老村驚心動魄的是，他親眼目睹了一個因饑餓而打劫糧庫的農民被槍斃的過程。
當這個男孩長大進入都市後，中國大地一場又一場的劫難製造了眾多的冤魂，原置於記憶角落的文革傷痛由此被不斷喚醒。他孤單而決絕地返過身去，拾起自己的童年鄉村回憶，為凋零破敗的故土與父老鄉親寫作。
這對老村來說絕不是一件浪漫輕鬆的事情。自1983年始，他一貫的文學主題是：饑餓和虐待、專制和反抗。
在陝西的作家中，從柳青開始到後來的陳忠實、賈平凹等一直都是被中共推崇或者默許的作家，也在中國文學界佔據着比較重要的地位，可以說名聲顯赫。但是他們這些人或多或少都在作品的題材、氣質和精神方面配合著中共的某種文學意願。特別是柳青，他的《創業史》就是典型的為中共解放初期的合作化評功擺好。但是老村沒有。
老村的《騷土》從這個根子上就將被這些作家顛倒了農村描寫給予糾正。他寫了一個更加真實的中國鄉村。在中國，絕大多數作家，所謂的知識分子情結都較重。文革結束後，他們大多比較迷戀於書寫自己的命運。當然也有許多寫農村的作家，不過這些作家始終不會忘記自己知識者的立場，他們基本上都以自己的所謂知識給農村進行了自己的描繪和闡釋。
莫言就是典型的一個。他以馬爾克斯的魔幻手法闡釋了中國農村。但這是變形的，並沒得到廣大中國農村百姓的認可，他的作品只流傳在城市讀者群里。老村的作品則不同，他的讀者多是底層的民眾。老村受到關注也是最近幾年，網絡放開以後。儘管如此，作家圈和文化人裡面真正讀他的作品、欣賞他作品的仍寥寥無幾。
所以說老村在中國，至今仍是一個並不被大家熟知的很異類的作家。他一開始寫作，就自覺地堅持鄉村夫子的立場，不去迎合時代配合政治，像一個躲在深山裡的工匠一樣，數十年如一日的，默默地打磨着自己的作品《騷土》，以期在更為久遠的文學意義上和現實對抗，和中共對抗。
法廣：與其他以“文革”為題材的文學創作相比，老村的《騷土》有着怎樣的不同之處？它的亮點何在？您稱這部作品為“映照鄉村文革的一面魔鏡”，為什麼？
茉莉：老村的《騷土》，寫作於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與其時的中國作家比較，他最顯著的特點之一是一開始將寫作的筆觸對準了毛澤東，毫不避諱、專心致志地去寫毛澤東對中國農村的真實危害。當然還有一個特點，作為文學作品，老村似乎比起其他作家更着力於對中國傳統文學敘事小說在技術上的繼承性。而當時的中國作家，大多還迷戀着改革開放後對西方文學的模仿上。所以說，老村的《騷土》似乎是更加本真意義上的中國小說。
與其他作家相比，老村在故事和語言的營造上，似乎更加忠實於毛時期的農村現實生活，忠實於歷史傳承意義上的中國文學。歷史上的中國文學，可以說一直有着很好的寫實傳統，古來因為忠實地記錄歷史的文人，被殺頭被戕害的可以說代不乏人。寫《史記》的司馬遷出生地，據說距離老村寫作的那片騷土也就幾十里路。在有着幾千年專制歷史的中國，文人的骨子裡頭，只要真正與鄉土聯繫上，一般來說都有着頑固的抗上的，不與官方合作的犟勁和氣質。老村確實也是比較好地繼承了這種秉性，他的寫作，一開始也就當做寫史的方式來做，就是試圖將毛澤東和他的文革，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法廣：一般觀點認為，中國城鎮在文革中遭遇深重，而偏遠地區的鄉村則相對安寧。事實是否真的如此？
茉莉：中國有漫長的皇權專制的歷史，但是歷史上的皇權一般都在宮廷和圍繞宮廷的都市裡面，在人們的印象中，中國文革主要是給城鎮帶來嚴重危害，對鄉村的影響不是很大。然而老村這個從陝西黃土地上走出來的作家，講述了一個叫鄢崮村的村子怎樣陷入文革的故事，告訴我們：“生活在那種狀態下，是比做奴隸還要恐怖的一件事情。”毛時代是中國歷史的一個例外，他們講的史無前例，確實如此。毛的危害到了中國社會底層，哪怕是最小的家庭細胞。毛在農村建立的政權，主要依靠的是一些流氓地痞，這一點《騷土》里有大量的描寫。可以說也是《騷土》着力描寫的主題。作品看似寫得是文革，實際筆觸是一個中國農村的鄉村史。村子裡的一把手，支部書記，解放前是個懶漢二流子，有時還小偷小摸，就是這樣一個人，被毛的基層政權重用，統治一方百姓。依靠毛政權為非作歹，殘害百姓。所以毛時代，在那些最偏遠的地方，往往也是更加貧困和更加殘酷和更沒有人性的地方。今年春上，甘肅省一家六口死於非命，與地處偏遠很有關係。
當時混亂的鄉村文革也和城鎮一樣，首先拿讀書人來開刀，小學校的教書匠楊文彰第一個被抓出來批鬥，學校停課鬧革命。而後，鄉村在革命的名義下癲狂起來，欺騙和謊言傷害人們的心靈。動蕩的時局給人性之惡展示機會，人們的私怨和宿仇開始發酵。此時，個體的行為就不再由他們自己的人格來決定，而被來自外界的權力意志所決定。
作家極盡揶揄諷刺之能事，以漫畫般的手法描繪出的一場場的荒誕鬧劇，展現出鄢崮村熱熱鬧鬧的眾生相，且穿插着類似於三言兩拍的鄉野情色故事。中國西部農民的苦難、愚昧和麻木被描寫得栩栩如生。讀者因此看到，在傳統倫理被革命瓦解的鄉村，缺乏自我權利意識的無知鄉民，是如何輕易地被極權所煽動利用，成為暴政的基礎。文革這場規模巨大的瞎折騰，對殘餘的鄉村文明、社會結構和人際關係，都造成如魯迅所說的“寇盜式的破壞”。
4） 老村花費了大量時間，對這部作品不斷修改、完善，從最初的刪節版到最終的足本出版，耗費了近二十年，這是他與多數作家十分不同的地方。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騷土》最初是在上世紀的九十年代初期出版，緊隨《白鹿原》和《廢都》之後。但當時這一版本的《騷土》經過了出版編輯大量的刪改，是一個作者壓根就不認可的版本。
儘管如此，《騷土》由於其真實的農村描寫還是有不少的讀者去讀它。中宣部和新聞出版署對這本書的出現很是惱火，認為《騷土》給解放前中共在陝西解放區抹黑，立即禁止了此書的發行，出版該書的中國文學出版社也受到牽連，責編撤職，直到後來又以別的借口將該出版社一關了之。
在這種情形下，老村並沒有放棄的《騷土》的再版，他堅持要證明自己是對的，他認為他寫的農村才是真實的中國農村。所以又經歷大約十年時間的努力，一個較完整的《騷土》版本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這之後老村又不斷地修改打磨。歷史上的中國小說，譬如《水滸》、《三國演義》、《紅樓夢》等，都經歷過漫長的創作和打磨期，這也可能是中國小說與其他國家小說不同的地方。中國小說有自己的敘述傳承，這一套經驗非常之複雜，其中蘊含的中國美學意義也非讀一遍兩遍就能通曉。
時至今日，世界對中國文學的了解可以說還很膚淺。當然中國文學進入近代特別是毛時代之後確實說是退化、粗鄙甚至是墮落了。老村的寫作，包括他的《騷土》，實在是這個時代的一個非同尋常的例外。這也是老村堅持要這樣寫作的最重要的理由。
法廣：您曾將這部《騷土》譽為“阿Q之後最優秀的文學典型”。請談談應該如何判斷一個“優秀文學”？“優秀文學”的共同特點又是什麼？
茉莉：上海作家吳洪森先生評價老村的《騷土》，認為它是改開三十年來最重要的作品，是一部當代小說的經典。他認為《騷土》不僅涉及了中共政治對農村的迫害，更重要的是它塑造了一批活生生的人物，有一串非常好的故事。
所有的優秀文學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對自己所處的時代提出挑釁性的問題。在《騷土》中，老村對時代的質問，是通過小說人物形象塑造提出來的。
在該書眾多人物中，有兩位典型人物的性格與命運最令人震撼，都讓人看到：社會的演變如何深深改變個體的存在，如何導致生命的連續性與一致性的斷裂。
一位是鄧連山，鄢崮村的地主。這個人物與《白鹿原》里的地主白嘉軒有相似之處：都是憑藉勤勞和智慧積累了土地財富，是鄉村中救助貧困、守護鄉鄰的忠厚仁義之士。但鄧連山很倒黴地碰上了土改，作為地主被清算，家中金銀財產被連鍋端，還因為在豬圈裡發現手榴彈，被以“陰謀反攻倒算”罪名給判了十年牢獄。
在老村的故事裡，當年鄧連山曾是“虎虎勢勢的一條大漢”，為人敦厚，極講誠信。在蓮花寺監獄勞改後，他變成了“三勤”積極分子：一是彙報思想勤；二是請示工作勤；三是學習《毛選》勤”。就如患了“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瑞典人質，愛上了搶劫自己的綁匪，鄧連山成為毛澤東的忠實信徒。在完全喪失自我尊嚴之後，鄧連山還接受了紅朝灌輸的“階級仇恨”意識，為了他所愛戴的領袖，他竟然告黑狀出賣自己的鄉鄰，導致帶領村民開倉偷糧的郭大害被槍斃。在小說的結尾，鄧連山終於良心覺醒，自縊在村東的柿樹上。
可以說，鄧連山是中國文學史上繼阿Q之後塑造得最成功的文學典型。老村既寫出了這個人物鮮明的個性特點，又通過他那令人吃驚的人格變化，反映出文革特定時期的社會生活和人際關係，描述人們在喪失尊嚴感之後的變態心理，具有相當的共性與普遍性。凡是經歷過文革的讀者都知道，當年如鄧連山一樣因自我改造思想而喪失良知的人，為向共產黨表忠心告密陷害他人的人，幾乎遍及中國城鎮鄉村，甚至包括大城市的一些高級知識分子，但很少有人像鄧連山一樣為之自殺贖罪。
《騷土》中另一個人物典型，是具有悲劇英雄氣質的青年郭大害，老村視此人物為“黃土地上的真人”，在小說後半部分，郭大害帶領村民開倉分糧之事件，無疑是這部文革小說的高潮所在。開糧倉，讓各家分糧救濟饑荒。這樣，一群熱血青年即刻被打成“反革命集團”，大害本人被押到高崖下槍斃。。在統治者擁兵自重的當代，這類年輕人所謂傳統的“水滸”好漢式的反抗，註定逃不脫失敗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