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於亞洲的台灣與香港帶起華人世界的民主運動，而中國的年輕一代也有熱心民主進程者，中、港、台三地的年輕人是否在民主運動上有彼此間的交集及交流呢？台灣新新聞創刊30周年慶舉行的系列演講，最後一場“兩岸三地新領袖論壇”，特別邀請中港台三地的30歲左右年輕世代：賈葭、楊岳橋、梁頌恆、林飛帆作民主對話。兩岸三地年輕世代都的面對同一個巨靈 中國共產黨政權。他們都不約而同談到“學習與北京政權打交道”。 如何應對北京的政權，也成了中港台年輕世代的共同問題，大陸“小粉紅”時代的興起，令民主領袖悲觀。本次本台（法廣RFI）中華世界邀請主辦單位新新聞雜誌社副社長陳東豪先生作進一步介紹。
陳東豪：首先介紹一下本次新新聞民主論壇請來的這四位中港台三地年輕一代民主菁英的代表。一是來自中國的賈葭，知名大陸專欄作家，36歲，在很多媒體擔任過評論，他最有名的一件事是去年曾經被失蹤了10天。事情發生的原因，是因為從他經手傳出一個信息，一件事一封信。這信內容後來在新疆的一個網站上被披露：希望中共總書記習近平請辭的一封公開信。這在習近平正在準備今年十九大當中，事情當然就分外敏感。從這也可以看出賈葭在中國年輕世代里言論光譜的位置。另外兩位是香港立法局的議員：泛民派第二大黨魁的楊岳橋，他13歲跟隨家人移民加拿大到大學畢業，之後在北京大學花三年拿到法學碩士學位，還是香港職業大律師。他返港投入政治後主動放棄加拿大籍，短短一年內兩度（一次是補選）當選立法會議員，並擔任公民黨黨魁，他迅速成為香港政壇明日之星。另一位是主張香港獨立的梁頌恆，31歲、香港雨傘運動參與者，之後當選香港青年新政的立法會議員。前陣子被香港的警署拘提。他因為宣誓的程序問題，被中國人大檢視認為“違反程序”。就任十二天後就立法會的議員資格就被取消了。以上三人都是三十多歲的年輕人。台灣方面我們找來的是林飛帆，是太陽花學運領袖裡重要的學運領袖，29歲，無黨籍台大政治所研究生。
中、港、台三地的民主發展過程當中，不約而同他們都羨慕台灣。從這4位年輕菁英的對談中，可瞭解三地年輕一代對彼此的看法與期待，也看到了未來兩岸三地新世代合作的空間。
在中國，北京對於中、港控制力道逐漸加強，中國國內言論控制深化到人民自我審查，自絕於世界的網路，培養出一批「逢中必讚」的小粉紅。
根據新新聞報導指出，賈葭在論壇上談到中國青年怎麼看台灣是滿有意思的問題，二○○五年到一二年，台灣話題出現在中國媒體的頻率非常高，中國對台灣是很期待的感覺，或說有一種情懷。在連戰西進之後，很多中國文藝青年來台灣旅遊，不管是去頭城海岸、蘇澳等都是小文青式的浪漫情懷，同時也發現台灣的民主轉型能給中國提供很好的借鏡。
但是一二、一三年後，台灣問題在中國不那麼重要了。一來是台灣民主轉型經驗非常特殊。當時台美斷交、美麗島事件讓國民黨對內、對外的合法性都流失。但放到中國的體制上來看，對外有一百八十多個邦交國，對內有號稱自己是人民代表大會選出來的國家主席，並沒有遭遇當年台灣政府的局面。因此一二、一三年以後，中國有一批持政治反對立場的學者，認為台灣轉型經驗很難用在中國轉型的過程。
台灣議題在中國澹化也是因為在這種大國崛起的心態下，很多中國青年一方面去師大、永康街，但另一方面他會覺得：「喔！原來也就是這個樣子。」沒有高樓大廈，台灣的山河也沒有黃河、長江波瀾壯闊，恰恰就是大國崛起後「小粉紅」覺得一切不過如此的心態，再加上台灣三一八運動和反中的主張，那些小粉紅無法完全理解，因此會有一些疏遠。
台灣民主化的偶然不是中港的必然
香港議員楊岳橋在論壇發言：從香港人角度看台灣，你們已經走上一條回不了頭的路，民主已經植根了。台灣經歷過那麼多的偶然，這是香港不可能擁有的。台灣的民主很多是從下往上，可是當年要不是蔣經國願意開放，沒有那麼快走得那麼順，我覺得這是必須要承認的一點，飛帆可能不認同？
台灣模式移植到香港不可能，因為需要等待的是一種外部勢力，抓住權力的人願意下放一點點的權。台灣還有個偶然，萬年國代在香港不存在，我們唯一共通點是威權的存在，但現在的威權是不斷進步的中共，今天的中共不能跟三十年前國民黨比，今天的中共就是意氣風發、以我為中心。
香港在民主化這一方面吃虧，我們的制度等客觀條件跟當年台灣差遠了。但我沒有那麼悲觀，歷史還是往前走和往上走，有點像我們股市的指數，我們現在可能是在往下掉，要掉多久不知道。我每次跟學生演講時都說，不知道什麼時候忽然這個機會來了，你有條件抓住嗎？假設未來中共覺得信心夠了，可以給你普選，香港人真能選出香港要的人嗎？民主來了、權力給你，下一代能抓住管好嗎？你能說服人家你可以嗎？聽起來有點保守、有點「民建聯」（香港支持北京的政黨），可是我覺得必須要客觀地看這個事情。下一代有沒有宏觀思考、準備好接受新挑戰了嗎？這個是我比較着急的。
現在中共下一代是未來管制我們香港下一代的人，你足夠認識他們嗎？跟他們打交道時，如何說服他們給香港民主？當然你還是要爭取！
台灣318太陽花學運領袖林飛帆發言指出：部分西方民主化學者會強調執政者主動釋放民主權力是關鍵，但那時候如果沒有強而有力的草根運動做為要脅，這一件事情要真正達成還要等上好幾十年，總的來看，草根民主運動是重要的關鍵。
確實香港跟台灣都需要對中共政權和體制有一定程度認識，我覺得我們某種程度上要對民主有一點信心，岳橋剛剛說如果香港真的有機會讓你普選、民主，能不能選出理想人選？這個辯論在每個民主國家都一定會遇到，最好的參考範本就是美國，民主會不會因為川普上任整個崩塌瓦解，或是反而因為這次試煉，讓民主政治體質某種程度上應證它還是有辦法運作？楊岳橋： 美國人會告訴你真的有點擔心（笑）。
林飛帆還說我自己不論對中國、台灣和香港的未來不那麼悲觀，不僅是做為一個運動者要保持樂觀的心情，不然你活不下去。嚴肅看待中國的局勢，改變不盡然不可能，在中共黨機器的掌握下看似穩固，但還是有很大內在矛盾，包含十九大、中國公民社會等問題。
香港本土獨立派代表人物
梁頌恆論壇發言：我們主張香港人要決定自己前途，對中國來說就是搞獨立，這是很激進的。但代議政治就是我要代表一般人說話，香港如果繼續照這個軌跡走下去，民主是沒有希望的，我們現在還有的自由都會消失，這是普遍的想法。我（立法會議員）的機會應該是只有一次，下次選舉應該會把我踢掉，所以我會選擇向全世界說：“Hong Kong is notChina.”（「香港不是中國」，這是他在議員宣示時舉的標語。）
我不覺得這是激烈的抗爭，而是香港應該向全世界說的話。如果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那就不用「一國兩制」；如果繼續目前軌跡，我對香港民主運動很悲觀；如果不是那麼悲觀，今天我也不會搞政治，只有那麼悲觀，我才會走出來，嘗試去改變。
楊岳橋回應說：我只能說在政治立場上，我跟頌恆當然是不同。在宣誓上，我跟公民黨黨友都採取不加任何東西，宣誓本來就只是一個儀式而已，就是做該做的事情，不過我沒有想到最後中共會用完全不合比例的方法去處理他們。
在政治取向上，我還是覺得對香港最大的利益是「一國兩制」。過去二十年，它是跳票的，違反一國兩制很多事情。但如果我們不依據一國兩制，我們還有什麼？那已經是我們唯一能依靠的合約，如果把這個合約拿走了，我們還有什麼？不用一國兩制去做你最大的籌碼，你還可以跟它爭取什麼？而且不要忘記解放軍就在我們旁邊，我想解放軍到立法會的時間，應該比飛彈飛到台灣的時間短吧！他還說，我覺得做一個從政者還得抓住一點你能抓住的東西，去跟你談判對手爭取。從比較務實的角度，立足於我們現在擁有的，才是在策略上相對比較畫算的想法。
梁頌恆說：我不覺得一國兩制是香港的答桉，我們應該要談的是，哪一個是對香港未來最好的方桉，也是現在香港民主運動最應該Put on the table（擺上桌面討論）。
台港民眾「被中國消失」的無力感。
對於李明哲事件的反應
楊岳橋說：李明哲事件，我沒有詳細瞭解，小英政府就一個聲明而已吧！所以我覺得這有點像香港政府︙︙我當人家的客人，不要把話講得太過。
去年銅鑼灣書店事件發生時，那種無力感也非常大，李明哲還是主動去中國，我們香港是人家過來抓人，那種感覺更差勁。我只能說不需要！你已經是世界的中心了，你還容不下一個銅鑼灣書店、民進黨黨工嗎？這是不成比例的反應。可能兩個解釋：第一，它犯了小錯誤；第二，它真的不在乎，到底是前者還是後者呢？
賈葭回應：都不是，現在不臆測中國政府和國台辦怎麼想，李明哲失蹤當晚，我的第一反應是這樣：是否就在告訴台灣人或是台灣政府現在沒有「九二共識」了？這就是一個小小的試探，沒有太多的意涵，不是什麼決策失誤。
林飛帆說：我同意賈葭說的這可能，是對台灣人的試探，並不只是台灣民眾怎麼想，它其實在釋放強烈的政治目的訊息，透過掮客主動和李凈瑜接洽，直接跳過台灣政府。但無論如何，台灣政府勢必得向台灣公民社會交代，對台灣人才公平；如果什麼都不做，會讓台灣人對政府的信任感大幅降低。當然援救過程必須細緻、小心、細膩處理，但這都不妨礙你在基本訊息公開和態度。
陳東豪最後向本台指出：賈葭本人對大陸民主發展的悲觀，讓他想離開大陸，去美國看看。像這樣子的人離開中國，對中國來說，是一種損失。當然，民主化的過程很難被複製，而且中國的經濟實力不斷在茁壯，但有一些歷史上的巧合，我們也看得到。亦即當中國的經濟崛起，當它的中產階級愈來愈龐大的同時，中國大陸也發生一些很有趣的現象，這與台灣的一些狀況有一點雷同。在台灣的民主話過程中，在蔣介石時代是高壓統治，就直接逮捕了。法院的審判是聊備一格。但是到了蔣經國時代，發生了一些變化。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當一個社會的經濟利益起來，中產階級起來後，它就會與黨領導的體制，像列寧似的政府，開始起了矛盾，律師就扮演了這個角色。台灣的民主化過程當中，像如今的民進黨，在其早期創黨之前，它有一批所謂的民主運動人士，事實上是律師投入的。這些律師後來成為政治領袖。一方面是出於理念，一方面是被環境所逼。例如，剛開始，他們只是基於人權，替這些政治犯司法辯護，辯護到最後，自己也成為了政治迫害的對象。在中國大陸，你可以看到有愈來愈多的律師，這個行業是維護被告的權益。可是中國大陸也是一個列寧式政黨體制，尤其是經濟發展之後，政府會與個人產生非常多的經濟衝突。
因為這些律師幫被告打官司、維權，最後變成了維權律師。這個一方面固然很諷刺，你也可以看到當社會發生變化時，中國大陸現在被列為黑名單的人士裡面，這種維權律師的比例不斷升高。不過，賈葭比較悲觀，他們這批人認為中國大陸的幅員太大。所以，這樣子的一個變化里，事實上在中國大陸整個這個變化過程當中，還沒辦法起量與質的變化。雖然有這個現象，但是這條路要走多遠，沒有人知道。所以，為什麼賈葭在他在公開演講里也說，他考慮移民。大概，如果我們以這樣來講的話，才可以理解中港台三反面的年輕世代的想法。
尤其賈葭特別提到，他認為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強而有力的領導，而且因為一個民族主義、大中國夢。這又是一個網絡的時代，網路是無遠弗屆，它影響的就對事實上全球的華人裡面，拿在中國大陸內地裡面的年輕世代，比如說，更年輕的，二十幾歲的、十幾歲的這群人，年輕世代，他們形成了一個叫“小粉紅”。這種小粉紅，就是擁有中國夢的特質，相信中國共產黨的說法，想要追求一個強國、大國的中國。這樣的背景下，他們在網路上還有集結，成為一群強而有力的網民。它已經取代了過去我們講中共網路管制下，所謂的“五毛黨”，亦即發一則訊息就可獲得五毛人民幣。他們這群人成為了小粉紅，相信中國共產黨。這種現象，事實上，在香港也好，或者台灣也好，是比較沒有看到的現象。所以賈葭會對中國大陸的前景比較悲觀。
賈葭提到，中國政府做到了讓中國人自我審查， 這其實是以他自己做例子、一種自己的寫照。因為賈葭曾經被失蹤10天，以這10天的過程，以及他在19大之前所感受的氣氛，他會不得不對自己公開發表的言論內容，要去多想一想。賈葭說，本來以為1949年以後的事情，亦即中共建政以後的事情，不要談。然後，後來想，這樣可能還是不安全，最好是從中共建黨以後的事情，都不要談。那公開時要談什麼呢？談中共建黨以前的，就是談歷史的事情，這樣子相對比較安全。賈葭的例子其實是個諷刺，也就是說，在不知不覺中，北京因為即將召開19大，所以在不同的，各階層的聚會裡面，大家已經很技巧的避開政治議題。這就是一種自我審查。因為大家對中共的這種控制力，已經是像驚弓之鳥，不斷的有人被失蹤。這種情況下，你個人的力量，就顯得非常的蒼白無力。所以這也是，對於中國內部來說，那些渴望民主的，或者想追求自由主義的人來講，這是一個很悲慘的境遇。但因為我們不是當事人，也不能苛責他們。因為事實上，這條道路是非常辛苦的。台灣過去走這條路的人，其實是付出了生命、時間、青春作為代價；其實這是很艱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