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9月6日），國際知名人權NGO人權觀察發布報告，呼籲中國政府應該停止削弱聯合國人權機制的行動。面對中國企圖限制與中國有關人權團體及維權人士進入聯合國的行為，聯合國相關機構應予積極抵制。
這一報告對55人進行訪談，受訪者均對中國與聯合國人權機制互動有直接了解，包括20名聯合國官員與專家、15名外交官和20名公民社會代表，提供了這一議題的不少細節。
該報告題為《國際倡議的代價：中國對聯合國人權機制的干預》，全文122頁，詳盡說明中國如何騷擾民間維權人士，尤以來自中國者為甚。中國官員違反聯合國規則對參會的維權人士進行拍照、錄像，並限制中國大陸維權人士前往日內瓦出席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中國還利用其在經濟與社會理事會非政府組織委員會的成員地位，阻撓對中國持批判態度的非政府組織獲得聯合國認證，同時嘗試──並且成功──將已獲認證的維權人士列入黑名單，阻止其出席聯合國活動。
報告指責，中國官員有時騷擾恐嚇聯合國工作人員、條約機構專家和專註特定人權議題的獨立專家。
一位專家告訴人權觀察，“整個聯合國機器都在試圖為公民社會創造空間，而[中國]的機器卻背道而馳，想方設法縮小非政府組織的空間。”中國大幅限制聯合國專家赴中國訪問，施壓聯合國將可能批評中國的專家排除在委員會外，而且很少對聯合國人權機構提出的問題給予實質答覆。”
例如，中國當局在2013年逮捕維權人士曹順利，因為她要求北京起草聯合國人權審議報告前徵詢公民社會意見，並試圖前往日內瓦參加人權培訓活動。曹順利在看守所重病去世後，中國駐日內瓦代表團於2014年3月，強行質疑並阻止人權理事會主席應非政府組織要求進行默哀的決定。
人權察執行長肯尼思・羅斯指出，“中國下次普遍定期審議定在2018年，但曹順利之死已對中國維權人士造成持續的寒蟬效應：參加者風險自負。”
此外，聯合國高層官員，包括秘書長古特雷斯和人權事務高級專員侯賽因，經常強調聯合國支持並依賴獨立的公民社會以獲取信息和分析。有時，聯合國官員也會抵制中國的壓力，或在工作上無視來自中國的影響。
2017年1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日內瓦並在萬國宮發表演講，聯合國官員十分異常地要求近三千名工作人員提早下班，並禁止非政府組織出席聽講。
幾天前，四名聯合國人權專家敦促中國政府立即釋放中國著名人權律師江天勇，他們認為，江天勇在上個月的庭審中稱自己試圖推翻中國的政治制度可能是被迫認罪。
這四位專家分別是聯合國極度貧困與人權特別專員阿爾斯頓教授（Philip Alston），人權捍衛者特別專員米歇爾·福斯特（Michel Forst），言論自由特別專員大衛·凱伊（David Kaye）以及任意羈押工作組專家波爾姆戴茲（Jose Antonio Guevara Bermudez）。
他們聯名聲明，呼籲中國當局立即釋放江天勇律師、尊重江天勇受到公正審判的權利以及作為律師繼續開展維權工作的權利。
江天勇於2016年11月“失蹤” ，6個多月後，他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聯合國的四位專家說，江天勇被關在一個未知地點至少長達9個月，並無法與家人和自己選擇的律師見面。
今年8月22日，江天勇的案子在長沙中院開庭審理。在官方公布的庭審片段中，江天勇說自己受在境外參加研討班的影響，產生了推翻中國政治制度的想法。
四位聯合國人權專家說，案件審理沒有對所有公眾開放， “認罪”在電視上和法院官方微博上直播，而江的律師自江失蹤後就一直無法見到自己的當事人。
他們還說，中國當局給江天勇按的罪名中顯然包括與外國實體交流，其中很可能包括與聯合國機構和媒體的交流。
人權觀察執行長肯尼思・羅斯指出，“中國持續在人權議題上與聯合國互動，但其目的通常是極力壓抑批評意見，阻斷與中國有關維權人士參與聯合國機制的機會，中國不是唯一在聯合國行為不佳的國家，但它擁有安全理事會席次和全球影響力，又在國內激烈打壓公民社會，使它成為威脅聯合國人權體系健全性的壞榜樣。”
羅斯認為，“聯合國體系是中國國內維權人士僅剩的少數渠道，可以傳播他們的觀點並向北京施壓，要求改善中國人權紀錄，除非聯合國和有關政府出手阻止中國削弱聯合國人權機制，聯合國的公信力和維護中國及全球人權的能力都將岌岌可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