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修改憲法，取消主席任期制限制，中共自改革開放之後的集體領導終結。對於這個改變，外界普遍將其看作是習近平的個人意願與舉動，譴責其開歷史倒車，恢復集權統治。事實真的是這樣嗎？本期“明鏡書刊”欄目，我們請來明鏡新聞出版集團編輯賀蘭若女士，介紹2018年3月8日《明鏡編輯部》電視節目的文字稿，刊載在《明鏡月刊》99期：習近平回歸集權不完全是個人行為，而是中共制度必然；中國從來沒有走向民主的希望。
法廣：習近平成功修憲，是否意味着他對於中國領導模式的改革已經成功結束？
賀蘭若：程曉農博士在接受明鏡火拍採訪時認為，現在說成功結束還為時過早，因為目前只是在走程序，做的基本是表面和形式上的工作。以軍隊和情報系統為例，軍改只是初步建立了指揮系統的框架；而情報系統改革也只是曾經傳出要將安全部與公安部合並，但因為習王之間的權力分配問題，不了了之。
程曉農博士認為，中共領導模式的轉換分為兩個層面，“第一個是這個公開的、文件的層面，第二個是它的實質性的層面”，目前習近平剛走到第一個層面。
法廣：我們可以看到，從十八屆六中全會開始至今，習近平在逆轉中共之前的集體領導模式的道路上一路走來，請問為何會在現在發生這種逆轉呢？
賀蘭若：程曉農博士認為，中共的領導模式，其實一直在集體領導和個人領導之間擺動。縱觀中國和前蘇聯，中共政權基本上都是在剛建政的時候實行集體領導，之後很快進入個人集權，在集權者去世後再次回到集體領導。
程曉農博士分析說，在共產黨體制下的集體領導不會永遠，遲早有一天都會回到個人集權的。具體到中國，由於毛澤東的個人集權帶來文革這樣的禍事，因此老百姓都覺得文革結束之後的集體領導是進步，但其實一個人說了算與幾個人說了算並沒有本質區別，都是獨裁，無所謂進步或倒退。
法廣：習近平回歸個人集權，是不是顯示出中共的集體領導已經走不下去了？
賀蘭若：程曉農博士表示，相對於個人集權，集體領導是一種高成本的領導模式。改革開放之後，隨着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紅二代和特權階層的腐敗也日益深重，人民對共產黨統治的不滿與日俱增，因此中共的統治成本也越來越高。面對統治成本的不斷升高，責任分散的集體領導已經無法應對，出現危機。
另外，集體領導還導致這些領導者的親屬朋友腐敗而不會被懲處；因此走到現在，可以說中共的集體領導已經走到了頭，無法再維繫下去了。集體領導導致集體貪腐，紅二代、太子黨們把中國給掏空了，如果這個時候再繼續集體領導，那麼中共只有滅亡。
為了扭轉危局，中共必須從集體領導回歸個人集權。
法廣：為什麼面對危機，中國只能從集體領導回歸個人領導，而不能像前蘇聯那樣衝出一條新路呢？
賀蘭若：程曉農博士認為，中國之所以沒能成為第二個前蘇聯，關鍵是因為中國的經濟改革先於政治改革發生了。一個共產黨政權，能不能選擇民主化，取決於這個國家的統治者是先進行政治改革，還是先進行經濟改革；如果政治改革在先，統治者們還沒有發大財，而政治改革和民主化可以使他們成為資本家，獲得物質利益；因此他們不會抗拒政治改革。
反之，像中國這樣，先發生的是經濟改革，紅二代和官二代們憑藉特權和腐敗已經擁有了大量財富，政治改革給他們帶來的只能是人民的清算，因此他們是不會願意進行政治改革的。
法廣：所以說，習近平集權後絕對不會實現民主？
賀蘭若：是的。程曉農博士在接受明鏡火拍時表示，習近平是絕對不會走民主道路的，因為選擇政治民主化會導致一個問題，那就是包括習近平在內的中共高層會被清算。因此，面對目前中國的統治危機與經濟衰敗，中共唯一能做的就是由集體領導重回個人集權統治。
法廣：習近平目前的舉動，導致中共領導人接班模式出現危機，會不會導致黨內精英的反彈，從而出現政治清洗？
賀蘭若：程曉農博士認為，其實習近平自上台以後就已經開始了政治清洗，先後除掉了周永康，薄熙來和徐才厚等人。他的這種做法毫無疑問會帶來黨內一些人的反對，因此習近平徹底改革軍隊體制，確保自己的安全。現在，除了習近平，已經沒有任何人能摸到“槍桿子”了，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講，習近平目前是安全的。
法廣：這麼看來，習近平逆轉領導模式，徹底扼殺了中國的民主轉型希望？
賀蘭若：程曉農博士認為，中國從來就沒有過民主轉型的希望，以前沒有，現在也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