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發生於美國好萊塢影視界從著名電影製作人哈維，被控數十年來對女性從業者進行性侵和性騷擾事件所引發的“我也是”(#MeToo)運動，在大洋彼岸中國的過去三天中，隨着至少3起被指涉嫌性侵的事件在名人圈中被曝光，這一場源於美國並席捲全球的運動再次於中國的土地上，掀起了中國社會對性侵作為一種社會疾病和現象的熱議及思考。在這短短的不到一個星期的時間內，一場“反性侵、反性騷擾”大火從公益圈燃起，正在向中國社會中的其他各界中蔓延。
與早先有關“Metoo”運動在中國的指控主要發生在大學院校和學術界不同，此次最新一波出面指控並宣稱受到性侵的人，則是活躍在媒體圈和公益圈等不同社會層面的人士。他們中被廣泛關注的包括民主議事規則專家袁天鵬、乙肝鬥士雷闖、環保領域知名公益人馮永鋒、媒體人章文……多位知名人士被舉報性騷擾及性侵，而這個名單依然還在增加，著名的央視主持人朱軍也被指曾有過性騷擾實習生的行為。毫無疑問，這場在此前於中國有所停滯的維權運動，正在重拾火焰並在不斷壯大。
正如上文所說，“Metoo”是一場起源於美國娛樂界的反性侵社會運功。2017年10月，《紐約時報》和《紐約客》雜誌相繼曝光了，被業界人士稱為“好萊塢公開秘密”的著名製片人哈維被控在從業數十年中，對大量女性從業者採取過性侵的醜聞。很快，關注這一社會問題的美國女權人士和在哈維事件中的受害者，發起了在社交網絡以“我也是”標籤的方式，對自身所受到過的性侵經歷，特別是施暴者進行實名制地公開揭發。由於性侵和性騷擾現象是長期存在於現代社會的弊病，這一運動不但很快在美國本土掀起反對上述行為及犯罪的高潮，包括歐洲、南美洲及亞洲等全球的普通女性和女權支持者們，都對該運動做出了積極響應。
一時間從好萊塢巨星，到美國國會資深議員，再到身邊的普通人，凡是被揭發的對象絕大多數都不無意外地應聲而倒。有意思的是，這場演變為國際化的運動同樣在中國於去年底開始生根發芽。特別是2018年元旦，現居美國的羅茜茜通過微信公眾號發文，實名舉報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長江學者陳小武常年性騷擾女學生。該事件點燃了“Metoo”運動中國化的第一把火。儘管這一對普遍存在的社會問題提供運動式解決方式的舶來物，在最開始時遭到了中國官方和網絡審查人員的屏蔽，但在受害者及控告人不斷勇敢站出來的推動下，涉及校方北航官方在1月10日航宣布，撤銷陳小武的全部職務，取消其教師資格。
這場由羅茜茜們推動的反性侵運動隨後繼續擴大，並發展到整個中國高等教育界。多所高校的學生和校友發表聯名信，要求建立高校性騷擾防治機制。中國教育部也出面不但表示要“對觸犯師德紅線、侵害學生的行為堅持零容忍態度”，還回應稱“教育部將會同有關部門認真研究建立健全高校預防性搔擾的長效機制"。在今年稍後的一段時間內，在美國任教並活躍於中國學界的徐鋼副教授、原北大中文系教授、長江學者講座教授瀋陽、中山大學青年長江學者張鵬等被指性侵學生的教育屆人士，均得到了來自校方和官方的懲處。值得一提的是，正如美國的性侵現象不止發生在娛樂界或政界，中國社會中其他層面，特別是媒體和社會活動人士中，也在近日被前後曝出了從“性騷擾”至“性侵”不等的多個反面教材。
今年7月23日，一張舉報知名公益人雷闖涉嫌性侵的微信長文在朋友圈刷屏，被性侵女子在文中宣稱，自己於2015年7月參與雷闖舉辦的公益徒步活動，在徒步接近尾聲時，雷闖選擇和她一起抵達北京，並在住宿的賓館內對她實施了性侵。據這位女生子介紹，還曾有其他雷闖機構的實習生和志願者表示曾遭到他的性侵。當天中午，當事人雷闖則在個人朋友圈發表聲明承認曾有性侵行為，並表示願意承擔法律責任。7月24日，一篇題為“章文，請停止你的侵害”的文章在網絡上熱傳。化名“小精靈”的舉報人指其於今年5月15日被資深媒體人章文強姦。這篇文章還提到，章文事後曾對她說：“你永遠擺脫不了做我女人的命運……我上過100多個女生……”“小精靈”並稱曾受到章文威脅，還另有其他被章文性騷擾者存在。一天後，包括作家蔣方舟、媒體人易小荷和藝術家王嫣芸均實名爆料，都表示曾遭受章文的“性騷擾”。
而與雷闖事件中所發生的後續不同，章文則通過朋友圈稱，因為文章作者是匿名，因此其本無回應義務但要給關心此事的朋友們有所答覆。他並強調，從未強迫他人做網文中的事情。而在章文做出這一表態後，又有5名女生稱曾遭遇到這名資深媒體人的性騷擾。但章文則回應這些指控稱，由她們說吧，不再回應和他人吃飯時發生什麼事的問題，“我實在是覺得這些問題都是特別無厘頭的問題”。此外，80後女作家春樹也實名曝光作家張弛、《新周刊》創始人孫冕，稱曾遭二人性侵。央視名主持人朱軍也被網友爆料曾涉嫌猥褻女實習生。
需要強調的是，性侵和性騷擾現象絕不僅存在於社會的某個領域或某個特殊人群當中。上述的各種事件無論其真實性最終被法律證實與否，也絕不會是單獨事件，而是由13億中國人所組成龐大社會中的冰山一角。因此官方如何在法律層面加強對性侵和性騷擾案件鑒定的立法，如何通過教育和機制性建設，對相關事件進行預防，同樣應是各方在關注個案時應呼籲的改變。與此同時，女性成為被曝光性侵案件的主要受害者也顯露了在男權社會中，特別是男女之間在經濟、權利等實力和地位方面所存在的不平等現象。
這種不平等在很多時候也會超越性別，因此多這一文化和現實做出改變，將需要長時間的和涉及社會各個方面的漸進性變革。與此同時，在中國輿論受官方嚴格管制和審查的前提下，中國的“Metoo”運動，作為並不被官方鼓勵的民間維權運動存在何種極限，受害者在“Metoo”運動中揭發的對象是否存在限制，其作為一場社會變革力量又將給中國帶來如何改變，仍值得大家的進一步觀察。此外，受害者們在勇敢揭發性侵事件的同時，作為旁觀者和社會輿論如何在對待個案中儘可能的採用“事實為依據，法律為準繩”的判斷價值，避免《薩勒姆的女巫》中，輿論釀成“逐巫案”集體暴力及機會主義者趁火打劫的現象泛濫。而這也是在對待“Metoo”運動或任何群眾運動中的一大難題和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