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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惠稿

趙越勝:自由的召喚 ——尋覓托克維爾的蹤跡

終於完成了介紹托克維爾的講稿,扔下筆伸伸腰,看窗外好一派秋光。走,去沙馬朗德城堡,尋覓托克維爾兒的蹤跡。在他流連之地,奉上我們的敬仰。

沙馬朗德城堡
沙馬朗德城堡 圖片 張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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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五六年,《舊制度與大革命》出版之後,托克維爾繼續準備寫下一部著作的材料。他設想這應該是《舊制度與大革命》的下卷。在《舊制度與大革命》的前言中,他說:“我一直寫到大革命似乎完成了它的業績,新社會已誕生時。然後我將考察這個社會本身,我要力圖辨別它在哪些地方,與以前的社會相像,在哪些方面不同。我們在這場天地翻覆中失去了什麼,得到了什麼。最後,我試圖推測我們的未來”。在宣示了他的整體構想之後,他頗有些傷感地說:“第二部著作,有一部分已寫出了草稿,但尚不成熟,不能公之於世。我能否有精力完成它?誰能說得准呢?個人的命運較之民族的命運更為晦暗叵測”。托克維爾一語成讖,果然晦暗叵測的命運奪走了他的生命。他沒有完成這第二部著作,他所搜集閱讀,留下的筆記,和幾個幾乎完成的章節,最終以《論大革命》(Considerations sur la Revolution)編撰成集。正是為了準備這部著作,他離開諾曼底的托克維爾莊園,與一八五六年春天住到了沙馬朗德城堡,因為這裡離巴黎近些,便於去國家圖書館閱讀館藏資料。那時他的妻子瑪麗正陪伴她的姑母貝拉姆夫人住在這裡。托克維爾到城堡時,正是雜花生樹、鶯飛草長的初春。在沙馬朗德園林那一泓平湖之上,托克維爾可享受過“春水碧於天,畫船聽雨眠”的逸趣?

 

城堡正門照片
城堡正門照片 張雪

沙馬朗德城堡在巴黎大區西南方的埃松省內,距巴黎五十公里。它建於一片谷地,四圍山巒環抱,如安河在園林里蜿蜒流過,留下大片濕地。山坡上茂林蓊鬱,雖無林海的雄闊,但風拂秀木,仍是一片綠濤。沙馬朗德城堡就是這綠濤中一處隱匿的港灣。這塊地方歷史久遠,高盧- 羅馬時代就有人居住。公元八一一年,查理曼把它封給了他的傳記作者,聖高爾修道院的修士艾因哈德的兄弟阿特爾德。艾因哈德是查理曼宮廷中首屈一指的大學者阿爾昆的學生,對“卡洛林朝文藝復興”貢獻卓著,虧了他的優美文筆,我們才有了查理曼這位歐洲之父的可靠生平。隨後,時代嬗遞,幾經傳承,到了十六世紀末葉,它已敗落不堪,僅余殘垣斷壁。

 

十七世紀初,巴黎公共衛生系統的創始人米隆重修了城堡,他採用典型的路易十三時代的建築風格,紅磚為牆,礪石為筋,黑石版為頂。三層主樓,門廳敞亮,雖有氣派但絕無張揚。一六四四年,米隆的遺孀阿娜德·巴雍又加建了兩側翼。一六五四年,城堡轉手給皮埃爾·梅侯,他是王後瑪麗·美第奇的管家,他請著名皇家建築師尼古拉·拉斯皮奈主持工程,完成整修。而那座美麗的花園,卻要等到一七三九年,在奧爾內松·達拉魯家族手中完成。這時,沙馬朗德已升格為伯爵領地。他們延請園藝大師皮埃爾·貢當迪弗利在城堡四周修造了一座以幾何圖形為特徵的法式花園。到了一七八二年,達拉魯家族的後人,又把花園改建成自然風格的英式花園,這是一時風尚,濫觴於盧梭的《新愛洛伊斯》中那些對自然風光的描繪。草場牧園,取代了古板的花壇和修建成幾何圖形的灌木叢。橫平豎直的通道,更之以蜿蜒曲徑。古典風格的噴水池,被開鑿成波光粼粼的小湖,這就是現在的樣子。托克維爾來這裡時,就是如此,至今未變。

 

花園
花園 張雪

 

 

一八五二年,珠寶商勒內·羅比諾買下了沙馬朗德城堡。他當時兼着沙馬朗德鎮的鎮長。他把城堡分割出租,就在這時貝拉姆夫人住到了城堡里。她是托克維爾的夫人瑪麗·莫特利的姑母,但她在瑪麗四歲那年收養了她,所以貝拉姆夫人其實是瑪麗的養母,也就是托克維爾的准岳母。這位英國老婦人是個喜歡清靜的人,她看上了城堡周圍的英式園林,所以選擇來這裡過着半隱居的生活。瑪麗和這位老婦人關係親密,經常來沙馬朗德陪伴她,托克維爾在給朋友的信中常談到“我妻子去看望她姑母了”,說的就是瑪麗去沙馬朗德城堡了。瑪麗·莫特利出生在英國樸茨茅斯的一個英國海軍世家。她的父親、叔叔、哥哥都是皇家海軍的官員,一八二八年瑪麗隨貝拉姆夫人移居法國,住在了昔日車水馬龍、氣焰喧赫的皇城凡爾賽。只是往昔烈火烹油的日子,已隨王朝覆滅而雲散。人去樓空的凡爾賽成了英國資產階級喜歡定居的地方。因為這裡的生活不僅便宜實惠,還有好品味。以至當時專門有一個詞兒來稱呼他們“凡爾賽英國人”。偏巧,托克維爾也在凡爾賽法院做見習法官,他與瑪麗都住在安茹街,是鄰居。冷冷清清的凡爾賽讓托克維爾寂寞得要死,這時他發現了瑪麗。有人說瑪麗並不漂亮,特別是牙齒很醜,但托克維爾的傳記作者休·布羅根描述了她的一幅肖像:“在畫中,莫特利小姐打扮得十分迷人,她厚實而有光澤的烏黑捲髮上,時尚地別著一根玳瑁簪,珍珠耳環勾出臉蛋的輪廓,穿着鑲花邊的泡泡紗女裝,腰肢纖細,杏眼有神,櫻唇緊閉,顯出是位勇敢,有智慧的女士”。

 

托克維爾是位內心情感極為豐富的人,一生也有過幾位紅顏知己,卻與瑪麗廝守了一生。儘管托克維爾家族對瑪麗很有保留,托克維爾卻對瑪麗一往情深。他在結婚前給瑪麗的信中說:“我最多隻能將生活分為兩部分,一方面是外部世界的行動、魅力、名聲,另一方面是心靈的甜蜜感情。在那裡我只見到你,除了你,誰也看不到。在生活的所有迷人之處,你是我眼中的唯一。唯有你將會成為那幅永恆的畫面,我們終生緊密相連,至死不渝”。托克維爾說到做到。

 

一八五二年十二月二日,路易·拿破崙登基,恢復帝國,史稱拿破崙三世和第二帝國。政變期間,拿破崙三世拘禁了全體議員,托克維爾被拘押在萬森城堡。一天之後,警察局長下令釋放他,托克維爾拒絕出獄,他說,我的同僚未被釋放,我不會獨自先走。事後,路易·拿破崙派自己的老師、托克維爾的熟人維亞埃爾到托克維爾家道歉,托克維爾連門都不讓他進,一付傲骨錚錚的樣子。隨後,他和瑪麗商定,賣掉巴黎的房子,徹底搬回諾曼底的托克維爾莊園。那裡是他家的祖傳城堡。搬家費時費力,瑪麗身體有些不適,她要去沙馬朗德城堡住幾天,休息一下,同時看望貝拉姆夫人,因為她年事已高,開始準備遺囑了。托克維爾不斷往城堡寫信,慇慇眷顧,溢於言表:“親愛的,總算收到了你昨天的來信,我心頭的石頭也算落了地。這裡的天氣真糟糕,下雨讓我擔憂煩躁,真比出去淋雨還難受。你會不顧外頭的泥濘和雨水,出門去雇馬車。我想全法國也就你一個女人會這樣做吧”。這時他正在緊張地思考和撰寫一部要在“世界上留下一點印記”的著作。他要能夠把“事實與思想、歷史哲學與歷史本身結合起來”,去洞徹法國大革命的本質。這部書後來以《舊制度與大革命》為名,蜚聲四海。

 

小湖
小湖 張雪

 

托克維爾渴望能夠完成下一部著作,他闡明了這部著作的主旨:“如果我沒有搞錯,它將讓人感受到革命在法國內外的普遍運動,在大革命結束其作為之後,該書將切實地指出,這一作為到底是什麼,從那場暴力運動中誕生出一個什麼樣的新社會。從這一運動攻擊的這個古老的制度中,它消除了什麼,又存留下什麼”。為此,他不倦地搜集資料,鑽檔案館,苦讀革命時期各地的政府檔案。除了這些官方記載,托克維爾把眼光放得更遠,他說:“我的目標更在於描繪那些依次製造了法國大革命各事件的那些感情和思想的運動,而非講述事件本身。與歷史文件相比,我更需要那些能展示出每個階段公眾精神的文字,報紙,小冊子,私人信件,行政信函”。通過閱讀這些反映出革命前普遍社會氛圍的材料,托克維爾斷定:“很長時間以來,政府患上了一種疾病,那就是那種試圖掌控一切,預料一切,操縱一切的權力常見卻無法治癒的疾病。政府對一切都承擔責任。無論人們因為抱怨的對象不同而產生多大的分歧,大家都很願意聚在一起指責政府……對專斷的仇恨,變成法國人唯一的激情。政府成為共同的敵人”。結果,“這無法名狀的不適感,讓上流社會和普通民眾,都覺得他們所處的環境令人無法忍受。因此,儘管誰都不曾試圖變革,儘管誰都不知道改變將如何發生,這種關於變革的普遍想法,還是進入所有人的腦袋裡”。於是,對政府的普遍不滿,和人人都感受到的不適,造成“墜落前的搖擺”。而恰巧作為國家馭手的路易十六,顢頇而不明大事,整個民族便被帶入深淵。而社會掙脫束縛,逃出深淵的自保行為,就造成了革命。然後,“那彷彿是施洗者約翰從沙漠腹地發出的吶喊,新的時代即將來臨”。

 

 

但是,還有一個問題縈繞在托克維爾心頭:在經歷了以自由、平等、博愛為最高追求的大革命之後,法國人因為什麼,“忘卻了自由,只想成為世界霸主的平等的僕役,一個比大革命所推翻的政府更加強大,更加專制的政府,如何重新奪得並集中全部權力,取消了以如此高昂代價換得的一切自由”。而且,他眼見那些最誠實的法國人,“只夢想着如何在一個主子治下儘可能自得其樂”。更讓他恐懼的是,“他們看來要把對奴役的熱愛,變成美德的要素”。這是一八五六年初春,托克維爾住到沙馬朗德城堡時,依然徘徊腦中的問題。一八五六年一月七日,正在他前往沙馬朗德城堡的前幾日,他給索非亞·斯維金娜夫人的信中說:“我在您很有興趣的工作中走得越遠,就越是覺得自己被捲入了一種與很多當代人所置身的思想潮流恰恰相反的思潮中。我仍然熱愛着那些他們已經不再關心的事物”。人們已不再關心什麼事物呢?那就是自由!大革命之後,人們獲得了人身、言論、出版、集會、選舉等等一個文明社會所須臾不可離身的自由了嗎?眼前法國的現實告訴他,自由這最崇高的追求,這使人成為人的本質要求,已經被那樣輕易地拋棄了。法蘭西民族“不僅承受着枷鎖,而且像得勝凱旋一樣為之興奮,激動不已地親吻枷鎖”,這讓托克維爾痛徹心腹。

 

他向斯維金娜夫人傾吐心聲:“夫人,我生活在這種精神孤獨中,覺得自己與這個時代,與這個國家的思想環境格格不入的時候,您很難想象我體驗到的痛苦”。這種痛苦可以用他在閱讀材料中引用的一位德國作家的話來表達:“過去存在的已經破產,在這廢墟上將聳立什麼樣的新建築?我不知道。我只能說,最可怕的事情莫過於,歷經恐怖時代之後,過去的那個萎靡墮落的、各種形式都已破產的時代再次復生。退回第一幕,這不是我們演戲的方式,往前走啊”。但社會確實已經在倒退、墮落。波旁王朝復辟之前,拿破崙已經以鐵腕扼殺了《人權宣言》中所明示的自由權利。那些反對拿破崙倒行逆施的讀書人,大多是托克維爾的朋友。雷加米埃夫人的沙龍,被拿破崙視作眼中釘,它卻正是托克維爾出入的地方。而斯塔爾夫人、雷加米埃夫人被流放,貢斯當被貶斥,夏多布里昂被禁言,報紙上連篇累牘地吹捧新皇帝。吮癰舐痔者飛黃騰達,廟堂上剩下一群只會唱“酒神頌歌”的人。這些僭取和倒退,怎能不讓托克維爾切膚深痛?他憤怒地指出:“(新皇朝)取消了權利的主要保障,取消了思想、言論、寫作自由  這正是一七八九年取得的最珍貴、最崇高的成果,而它居然還以這個偉大的名義自詡”。他要告訴人們“共和國如何準備接受一個主子”。

 

 

拿破崙如何成為共和國的新主子?經歷了大革命的法國人,又如何擁戴他把共和國變成帝國?托克維爾看到法國人,只想成為拿破崙這個世界霸主的“平等的僕役”。這正是他在《論美國的民主》中所討論過的問題。通常,人們熱愛平等超過熱愛自由。那時,他就預言般地指出:“我想描述這種專制,可能以哪些新的特點展現於世?我認為,到那時候將出現無數的相同而平等的人,整天為追逐他們心中所想的小小的庸俗享樂而奔波……在這樣的一群人之上,聳立着一個只負責保證他們的享樂,和照顧他們的一生的、權力極大的監護性當局”。他甚至預見到,這種監護所產生的最終結果,“(它)使人精神頹靡,意志消沉,和麻木不仁。最後,使全體人民變成一群膽小而會幹活的牲畜,政府則是牧人”。監管嚴酷的背後是暴力,追逐享樂的背後是金錢,這兩者結合起來,只為達到一個目的,讓社會道德敗壞。因為道德敗壞的民族,是專制的土壤。社會的普遍墮落,讓暴政肆意瘋長。你不能想象一群梭倫式的公民會屈服在暴政之下。你同樣不能忘記,社會沉淪的背後,有一隻牽引它的絕對權力之手。所以托克維爾的問題,“共和國如何準備接受一個主子”,就轉變為“社會大眾如何準備接受道德敗壞”。

 

托克維爾注意到大革命後財產歸屬的變化,注意到拿破崙新王朝如何操縱這個變化。一方面為自己的家族攫取財產,一方面給他的追隨者肆意施恩。托克維爾指出:“拿破崙對待他的將軍,就像獵人對待他的狗,他聽任這些狗吞吃動物屍體,從而讓他們熱愛打獵”。這話夠犀利。但他關注的並不僅是那些帝國的將軍,他更要剖析專制制度如何利用人的逐富心理,來鞏固統治。因為,“在這類社會中,金錢已經成為區分貴賤尊卑的主要標誌。……因此幾乎無人不拚命地攢錢或賺錢,不惜一切代價發財致富的慾望,對商業的嗜好,對物質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為最普遍的感情。這種感情輕而易舉地散布在所有階級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向與此無緣的階級。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就會使整個民族萎靡墮落。然而,專制制度在本質上卻支持和助長這種感情,這些使人消沉的感情,對專制制度大有裨益,它使人們的思想,從公共事物上轉移開,使他們一想到革命就渾身顫慄,只有專制制度能給他們提供秘訣和庇護,使貪婪之心橫行無忌,聽任人們以不義之行攫取不義之財”。更可憂慮的是,這種誘導通過無形的脅迫來實現。也就是嚴控言論與思想,如果你發言談論政治,讓當局不快,那麼富歇的手下就會對你假以顏色。如果你只談如何炒股票,勾女人,則一切平安。慢慢地,公共話語空間便只剩下黃色的話題,金錢和色情。這必然改變人的價值認同。托克維爾指出:“在漫長的革命中,最為敗壞人的,與其說是他們在信仰的熱忱和他們的激情中所犯下的錯誤,不如說是他們最終對曾推動他們行動的信仰的蔑視。當他們感到疲憊、幻滅、失望,他們最終轉過頭來反對自己,發現他們的希望是幼稚的,熱情是可笑的,而他們的獻身尤其可笑,這種蔑視就產生了”。這是一種雙重的背叛,即背叛自己所懷抱過的自由理想,亦背叛自身在自由光輝照耀下煥發出的崇高人格。所有的暴君對背叛者都是既蔑視又喜愛,所以,他對這種背叛的嘉獎,就是嚴酷壓制下的穩定和秩序。在這種穩定和秩序下,自由的公民消失了,貪婪的小人得勢了,社會再不見清明和崇高的理想,只有現世的得失。那麼我們拿什麼對抗這種背叛?

 

 

托克維爾給我們的召喚是:“始終不渝地熱愛自由”。因為人忠誠於自由,是人之為人的責任、義務、權利,也是一種道德立場。托克維爾說:“我把自由看作首要的善,我一直都這樣認為。自由是孕育剛毅的美德和偉大行動的最豐饒的源泉”。正因為自由是首要的善,所以它是一種美德,屬於絕對律令的範疇。這就是為什麼當人更深切地依戀着自由時,會抑制追逐物質利益的衝動,因為在絕對律令之下,利益的計算沒有位置。成敗得失不能證明行為的善惡,不是道德正當性的標尺。所以托克維爾有力地為自己癡情於自由聲辯:“多少世代中,有些人的心僅僅依戀着自由,使他們依戀的是自由的誘惑力,自由本身的魅力,與自由帶來的物質利益無關,這就是在上帝和法律的統治下能無拘無束地發表言論,行動,呼吸的快樂。誰在自由中尋求自由本身之外的東西,誰就只配受奴役”。托克維爾甚至知道,會有人指責他“對自由的酷愛”已不合時宜。大變革之後,日趨逐利的法國,已很少有人在關心自由。但他仍苦口婆心地告訴世人:“只有自由才能在這類社會中與種種社會弊病進行鬥爭,使社會不至於沿着斜坡滑下去”。其實,托克維爾又何嘗不知道,真正把自由掛在心上的人,永遠是少數。大眾關心的通常只是身邊的日子,這並不格外反常。托克維爾只是企盼在社會中,在政治生活中,在以文字為生命的人中,會有一些人心系自由。他們對自由的牽掛,是暗夜中的那一點光亮,這點光亮隨時能燃起自由的火把,照亮社會叢林中晦暗的道路。若沒有日常生活的晦暗,那擎燈之人又照向誰呢?這正像查拉圖斯特拉對太陽所說:“你這偉大的星球啊!如果沒有你所照耀的人們,你又有何幸福可言呢?”自由是人的本質,只要有光亮,人們便會朝它走。

 

自由之為美德,會喚醒人的心靈。它不僅與偉大的心靈相呼應,甚至能使平庸的心靈變得偉大,貧弱的情感變得豐厚。蒼白的情感,永不會成就自由的事業。托克維爾說:“我不知道是否存在過一個非常偉大的心靈,在其行動上沒有投入某種偉大的情感”。而自由的心靈和偉大的情感相結合,便可能產生輝煌的文字。托克維爾把他對自由的關注,轉向精神成果的誕生。他斷言:“人類精神的所有傑作,都誕生於自由的時代”。“政治平庸和奴役,從來只會製造乏味的文學”。這話原則上對,但征之以史又不盡然。黑暗時代一樣有偉大作品,所以托克維爾在這裡所談的仍是心靈和精神自由,不爭的事實是,只有自由的心靈才能創造偉大的作品。時代越黑暗,自由的心靈之光越耀眼,托克維爾論證道:“這一時期歌頌皇帝或者在皇帝前廳發財的作家,那個時代的邁瑞和梅里美們,顯然要麼是極其平庸的作家,要麼是些非常二流的頭腦。但那些與皇帝鬥爭,為了爭取人類的權利而反對他的作家,則擁有傑出的才智。顯然,帶來斯塔爾夫人和夏多布里昂的十年,不會是平庸的十年”。我們知道,這兩位正是為了捍衛人的自由權利而挺身反抗拿破崙。儘管一個被流放,一個被封口,他們卻代表了自由心靈和文字的力量。所以托克維爾斷言:“心智的偉大隻會存在於那些抗議其政府,在普遍的奴役中仍然保持自由的人那裡”。說到底,還是自由的心靈,自由的精神,對自由的摯愛與持守,造就時代的輝煌,給人類歷史留下希望的印跡。

 

 

去沙馬朗德的路上,突然烏雲翻滾,暴雨如注。到了城堡門前,天卻陡然放晴,藍天剔透,瑰雲舒捲,夕暉映在遠山上,秋林綠紅相間,山色已見斑斕。城堡的大門綠柵金頂,頗有氣派。走進園去,雨後的園林清新亮麗,纖塵不染。肥厚的樹葉上,雨水仍斷斷續續滴落着,夕照映射,雨滴化成串串琥珀色的淚珠。擡眼望去,芊綿草場的盡頭,輕睡着一彎靜泊。芳草盪向湖邊,如泄入湖中的綠波。園中幾不見人跡,霧靄裊裊,裹着寂靜飄來。突然,老樹蒼葉間傳出幾聲鳥鳴,又旋即消失,岑寂中只聽見我們腳下沙石簌簌。

 

進到中庭,城堡正沐浴在落日餘暉中。玻璃窗上映着彤紅的雲影,大雨剛剛洗盡它身上的塵埃,莊重古樸的紅白黑三色調搭配,透着老貴族驕傲的神采。和接待處的人聊起托克維爾在城堡的往事,他說他們知道托克維爾和瑪麗住在城堡左側的二樓上,但沒留下任何痕跡。因為他們住在這裡時,城堡再次轉手,拿破崙三世的寵臣博爾西涅公爵買下城堡。他要在底層修建一個大畫廊,陳列他搜集的各種徽章,所以托克維爾很快就離開了這裡。這位工作人員還說,他曾在沙馬朗德鎮的檔案中查找托克維爾的租房契約而未果。其實我想,他應該查找的是貝拉姆夫人的租房契約,因為租房的是她而不是托克維爾。瑪麗和托克維爾來這裡只是小住,他們不是租戶,這位工作人員找錯了方向。一八五八年五月十六日,托克維爾從諾曼底的托克維爾城堡,給凱戈萊寫信說:“她(瑪麗)很怕旅行奔波,而且很喜歡我們過的隱居生活。既然貝拉姆太太現在很好,既然我們在沙馬朗德城堡的住宿困難越來越大,我們根本不想走了”。這是說,城堡里的修建工程讓他們不方便居住,所以他們決定不回沙馬朗德了。我們知道,他隨後渡海去了英國,回來後身體狀況急劇惡化,為了在溫暖的氣候下調養,他們去了南方。不過數月,一八五九年四月十六日,他在嘎納去世,離他告別沙馬朗德城堡不到一年。

 

站在城堡前,望着晚霞點燃起火把,照亮托克維爾房間的高窗。一剎那,我陷入幻覺,彷彿時光倒流,托克維爾正倚窗眺望殘陽。恍然驚醒,眼前房屋依舊而哲人已萎,不由記起拉辛的哀嘆:“他真是個堂堂男子,總之我再也見不到他那樣的人了”。如今,在我們身處的時代,技術輝煌而靈性貧弱,只見人群而不見人物。子曰:“甚矣,吾衰矣,吾久不復夢見周公”。當我們的心靈不再追慕先哲,不再踵武前賢,不再敬仰崇高,則無論年齡幾何,都是衰朽。

 

小河
小河 張雪

離開城堡,出中庭右拐,行百餘步,便是如安河。水流潺湲,落葉逐浪。岸邊泊着幾隻暗紅色的小舟,一對情侶依偎舟上,姑娘秀美,小夥兒俊朗,繾綣在清流樹影間,宛如畫中人。沿河岸信步走去,夾岸皆是參天巨樹,盤根錯節,逸枝虯曲,密葉間篩下陽光,片片光斑,隨波逐流,晃人眼目。據城堡文件記載,達拉魯家族修建園林時,曾植樹三百餘株,這樹若是當年所栽,距今已二百五十年,它們是托克維爾在此居留時的伴侶。若能開口說話,或許會給我們講述托克維爾河邊漫步的情景吧?清風穆穆,枝葉搖搖,誰知我們是不是正踏在先哲的足跡上?

 

 

不知不覺沿河走了好遠,過一座小橋,便是一片開闊的濕地,繁茂的蘆葦招招搖搖,正在夕陽下酣舞。穿過葦叢,便走到湖邊,湖水如鏡,蓮葉半卷,野鴨悠悠然穿行浮萍間。岸邊泣柳婆娑,風動長條,惹起漣漪,攪碎一泓靜水。湖上有橋,憑欄遠望,城堡身後水泉隱約可見。兩具河神白雲石雕,護衛在水泉兩側。天色向晚,古堡隱入暮靄,隱隱綽綽,透着幾分神秘。或許一百六十年前,曾有過一個月淡星疏的夜晚,托克維爾沉吟湖畔,微風慢捻香草的柔弦,喚起輕歌,慰籍他苦吟自由的寂寥。

 

突然,城堡牆外聖康坦小教堂晚禱的鐘聲起了,先是輕輕叩響,聲音柔和清亮,漸漸宏大起來,激越高亢,震人肺腑。這正是晚禱的洪鐘大響(pleine volee),它要震撼信徒五內,讓他們在極度的歡欣中得知救主的蒞臨。隨後鐘聲又漸回低誦,餘音渺渺,飄過城堡、高樹、靜泊,綠蔭,追逐着落日,沒入煙林。這宣示聖主降臨的鐘聲,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在沙馬朗德響起,這不正是托克維爾召喚自由的聲音嗎?在一個迷惘的時代,他的聲音如晚禱的鐘聲,震醒已不知哀痛的心靈,告誡他們,永不要自輕自賤,更不要說服自己去熱愛枷鎖,做一個自願的奴隸。托克維爾警示我們:“如果在這個充滿自私和可恥行徑的現實世界之外,人類的精神不能建立一個公正、勇敢,總之,一個美德可以自在呼吸的世界,那麼生活該是多麼卑微、冷酷、凄慘!”

 

 

 

 

初稿於2018年中秋月圓之夜

10月4日改定於奧賽

 

轉自『財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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