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中國全國“兩會”即將舉行前的2月25日，身在美國的原中國體制內政治學者鄧聿文先生在紐約時報發表題為“今年兩會，會有人對習近平說不嗎”的文章。鄧聿文先生建議：近5000名代表和委員本着對歷史負責的態度，將今年的兩會開成“國是會議”，從市場改革到意識形態，專門討論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鄧聿文先生還直言表示：他期待在這次兩會上，有相當部分“勇者”站出來，真正行使他們的憲法職權，大聲地對習近平說“不”。
文章開端，鄧聿文先生首先指出：作為中國的最高權力機構和政治協商機構，人大和政協由於完全未起到法律所賦予的和人民所期待的作用，但被譏諷為“橡皮圖章”和“花瓶”的中國兩會在某些時候，也有“脫軌”表現，使得重要官員被代表問責去職或政府報告差點未通過的情形。
鄧聿文先生接着直接對中國兩會五千代表和委員說：“在中國的政治結構和制度下，人民早已被虛無化邊緣化，無權無力決定國家大事，但人民代表則有這個權力，如果他們想行使的話。現在是非常時期，考驗他們的良知和歷史責任感。作為社會精英，他們的利益和黨國緊緊捆綁在一起，當黨國絕對主義的列車眼看要翻車時，他們同樣不能置身事外。所以，我期待在這次兩會上，有相當部分“勇者”站出來，真正行使他們的憲法職權，大聲地對習近平說“不”。”
鄧聿文先生回顧說：“在去年全國兩會上，當習近平提出修憲廢除國家主席任期制時，他們本應該站出來行使憲法賦予自己的權力，阻止這個危險的舉動 如果狙擊成功，或許中國就不會有當下的內外交困局面，由一人支配的國家政策就更難出台。然而這些代表和委員未能預料習近平此舉會把國家帶入危險境地，以為修憲廢國家主席任期像他聲稱的那樣，有助於集權以更好更快地實現中國夢，讓中華民族復興。如今一年來的實踐恰恰相反，他們應該從他們共同製造的迷濛中驚醒了。”
鄧聿文先生分析說：“表面看，正如習近平一再宣稱的，現在是中華民族最接近復興的時刻，紅色帝國還處於上升階段，但實如國歌所言，“中華民族處於最危險的時候”。理由一，就中國發展的外部環境而言，說處於“六四”後的第二個和西方國家最困難的時期，恐不為過。中美貿易戰，因華為和孟晚舟事件導致的和美加及其他西方國家的緊張對抗，都是近年之最。理由二，就中國內部的發展道路而言，除了經濟下滑給社會穩定所帶來的各種風險，還有黨國絕對主義“列車”的狂奔也沒有停下來的跡象。”
鄧聿文先生批評指出：“習近平的“黨國絕對主義”類似於“黨天下”，其特徵是，黨在國上，習在黨上，黨國一體，無縫覆蓋，絕對統治，已經延伸到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的各個方面各個角落各個層次各個細胞。習近平上台六年來，這已經很明顯了。”
“這套統治策略完全背離了中國改革的價值取向。不管共產黨進行改革的初衷是什麼，改革出現了什麼樣的問題，它的價值取向總是向著人類的普世價值回歸和靠攏的，這也是中國改革取得成就的根由。但習近平的這套做法生生把它拗轉過來。因此，同多數中國民眾和西方國家產生衝突也就不足為奇。不論有多少條發展道路，都不能違背多數人的意志，要增進而不是減少人們的自由和權利。”
“而當下習近平黨國絕對主義的、中國特色的發展道路和統治策略，從一開始就夾雜着他及其小集團的“私心”，在為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口號和話語下，習真正謀求的是中共的一黨專政永固，紅色江山萬代傳。在胡錦濤時期，中共還被警告“過去先進不等於現在先進，現在先進不等於永遠先進”，但在習近平時期，中共就變成永遠是先進的了。為使這條道路走得通，習近平在黨內外大肆鎮壓維權人士、異己分子和異議人士，以及政治反對派。在他統治的六年裡，社會的自由大幅度後退，基於法律保障的人權被大幅度削減，依法治國倒退，可憐的一點黨內民主消失。這理所當然遭到大眾反對。”
習近平的“黨國絕對主義”將中國帶到了國際社會的對立面，鄧聿文先生就此指出：“習近平此路在去年也使得國際社會警覺，並導致中國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社會對抗加劇，從而現實地損害民族和國家的利益。但讓人憂心的是，習憑藉絕對統治，中共內部和中國社會已沒有力量能夠約束他，只能眼睜睜地看着這部黨國絕對主義的列車按照慣性奔向懸崖。外部壓力可能使得列車的速度會降下來一點，可還不足以迫使它完全停止。”
“在這種情況下，最後的一道防線是三月的全國兩會。既然是人民的代表，那當人民不高興的時候，代表委員應該把人民的不高興帶進會場，轉達給中共和習近平，否則便是失職。”
“全國兩會本就是議論國是的場所，代表委員就重大問題暢所欲言、問責官員本是其職責所在。從往年兩會看，有少數代表和委員對一些敏感或尖銳的話題和人事放言，給人印象深刻。比如上海財大的蔣洪教授，雖然習近平上台後，“敢言”代表和委員變得更加稀缺，兩會開得愈發沉悶，然而，此種狀況現在必須改變。”
關於中國曆年兩會都會重點討論的經濟問題，鄧聿文先生建議：“要使經濟議題體現“國是”性質，代表和委員就不能泛泛而論，或者抓住經濟的某個方面和枝節而提建議。必須討論中國下一步經濟改革的方向、性質和結構；討論國有企業的地位和作用；討論國家干預和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等問題；對前一階段實際實行的“國進民退”改革路線檢討和糾偏。這也是減少和西方特別是美國發生經濟摩擦乃至貿易戰的出路所在。”
對於外交議題，鄧聿文先生文章指出：“雖然外交議題向來不是兩會重點。然而，由於去年中美髮生的近似於冷戰的全面對抗，以及和西方國家特別是“五眼聯盟”的緊張關係，代表和委員有必要在兩會發起“外交向何處去”的討論與問責。外交雖講究國家實力，但一個正確的合乎普世價值的外交理念和路線本身就是國家實力的組成部分，它能最大程度地為中國創造一個和平與友善的國際環境，有助於而不是有害於中國崛起。這樣的國際環境對中國現在越來越重要和關鍵。所以，代表和委員需要向中國政府提出，我們為什麼失去了美國？為什麼與人類和世界的正義愈行愈遠？”
“無論經濟和外交，落腳點其實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上。換言之，正是後者的改變導致前者的變形。從歷年兩會看，除少數年份外，政治和意識形態都屬於不能碰的禁忌話題。今年恐更不例外。然而，這種禁忌也必須打破。兩會要辯論：是什麼導致個人崇拜和極權政治在中國的回潮？黨的絕對統治即使從中共的角度說，為什麼也是個壞東西？”
鄧聿文先生文章進一步強調：“政治改革也必須啟動，不能也不應再耽擱。兩會特別是人代會在中國的政治體系中，自身就是極重要的組成部分。憲法賦予人大代表的一項重要職權，就是上至對國家主席、政府總理，下至對各部部長的質詢。如何把這項憲法權力盤活？諸如國家權力的性質，協商民主和選舉民主的關係，公民自由和人權的保障，法治的建立，社會的自治等，代表和委員都需要在兩會上提出和討論。”
鄧聿文先生在文章最後沉痛嚴肅地寫道：“改革開放40年後，中國本可以自己的成就，在自由民主的大合唱中成為最強音符的，可如今，習近平帶領中共走向了一條黨國絕對主義的不歸路。在兩條道路的生死搏鬥間，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理應利用兩會這個平台，圍繞“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把兩會開成一個國是辯論會，即使最後不能改變歷史航向，至少也留下了自己的聲音，可以向後人交代。”
“粉飾太平的全國兩會必須改變了。代表委員們，人民正在睜大眼睛看着你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