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高校對話團召集人項小吉30年後說“只剩革命之路”
1989年的項小吉，是政法大學辯論隊的明星隊員，六四學運期間曾擔任北京高校對話團召集人，並兩度與政府高官對話，項小吉當年一直相信理性的對話會帶來改變。但他在六四30周年的前夕接受蘋果日報訪問時說：“和平手段用盡了，人民有革命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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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是紐約市執業律師的項小吉，被形容對中共心態已從溫和派變激進派，揚言現時只剩下革命：“和平手段用盡了，換來的只是坦克機槍屠殺。那麼在這種情況下，人民有革命的權力，人民有各種反抗手段的權力。”
相對於當年一起在廣場爭取民主的學生們，項小吉承認他算是比較幸運，六四前在政法大學修讀國際法碩士，由於英文程度不錯，流亡美國後較易適應，並在哥倫比亞大學修讀法學碩士。
人民日報在4月26日刊登一篇被視為中共內部鷹派擡頭的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三日之後中共仍要和學生舉行對話，項小吉擔任政法大學的學生代表，他說：“讀研究生的時候，（大學）缺英文老師，請我做英文老師，給本科生教英語課，所以跟學生認識很多。再加上87年的時候，大學第一次辯論大賽獲得冠軍，相等於最佳辯論員，當時比較出名吧。”
法律碩士面對無法無天中共，項小吉差點連會議廳也進不了：“當時在大門的時候，我被攔在外面，其他的學校代表都進去了。我就在等，後來讓我進去，坐最後一排，一開始我就一直舉手要發言，他們一直不讓我發言，讓他們事先安排好的人發言。”當時項在其他人發言時仍一直舉手，舉到連現場記者都錯愕，逼得國務院發發言人袁木也要讓發言，項當時表明：“學生運動不是動亂，是一個民主運動！”這一場對話，當晚新聞聯播播了出來，從1949到89年，第一次轉播政府與學生對抗性的談判。他說：“當時我們對話出來，出門的時候各國記者就圍上來要跟我談，我回頭就指着何東昌（時任國家教委副主任），說你跟他談，何恨恨盯着我，他很生氣，他沒有想到在這個談話會上，有學生這樣反駁他。”
項小吉在4.29對話後成立了北京高校學生對話代表團，並擔任團長。項繼續尋求對話，偏偏官方不予理睬，直至5月13日學生開始絕食：“到了5月14號中午的時候，他們通知我，同意了跟對話代表團對話，當時學生有一個要求，要求這個對話要實況轉播。”結果官方以“錄像帶送不出去”為由拒絕，項與官方第二次對話中斷。項爭取第三次對話，不料19日北京戒嚴，對話門路完全堵死。
項小吉30年前沒想過推翻共產黨，“當時我們想用對話，新的方式推動政府改革。4月份、5月份，在戒嚴之前，5.17宣言之前，大家也是以對話為訴求。當時沒有提出要推翻政府，沒有這個訴求。”
但眼見今日中共倒行逆施，當日最溫和的他也轉變了，“對今天來講，民間民眾來講只能考慮革命，只能考慮推翻共產黨的問題。對話在目前中國這個氛圍下是行不通的，因為政府那一方，包括89年也不想對話”。項更進一步說：“面對一個殘酷專制的政府，人民有自衞的權力，你看美國獨立革命，法國大革命，如果說你和平手段用盡了，你換來的只是坦克機槍，只是屠殺，那麼在這種情況下，人民有革命的權力，人民有各種反抗手段的權力。”
人在美國的項小吉坦認民運人士在海外可做的事情不多，但不代表不能推動中國革命，“我們可以通過各種渠道，把民主理念，自由思想，傳播到中國國內。另一方面，遊說一些外國政府，影響她們的對話政策，不是一味的遷就中國政府。一些人為經濟利益對中國的人權完全不關心，我們可用一些事實，一些分析，來遊說一些外國政府，讓她們繼續關心中國的人權。”
當今的中國力量已經威脅全球，30年內中國已無大型集會示威，不少人質疑中國發生革命的可能性。項小吉引述了古希臘的語句：“他們說我們看不到希望，其實他們也沒有希望，這就是我們的希望。”他認為今日中共亦無希望，中共利用科技鉗制人民，但維穩費高企可印證出民間怨恨很強烈，科技反過來亦可使思想流通，“維持這個統治非常困難”。他認為只要發生一個意外，一個引爆點，中國革命將隨之而來。他說：“表面上看中共好像經濟很好發展，什麼第二大經濟體。對統治者來講，她比一般老百姓危機感更強烈，沒有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