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12月一日是世衛組織創設的第三十二個世界艾滋病日，雖然今天全球艾滋病患者的總人數依然超過三千六百多萬，艾滋病依然是一種嚴重的疾病，但是，艾滋病毒已經不再是致命的病毒，全球醫學界不斷推出治療艾滋病的有效療法，專家們已經開始預測不久的將來世界將徹底地走出艾滋病。世界艾滋病日在各國的關注點不盡相同，對美國或者別的國家來說，它是悼念死於艾滋病的患者以及獎勵為治療艾滋病做出傑出貢獻者的日子。而對中國來說，世界艾滋病日則應該是當局追究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發生在中國河南大批農民因賣血而感染艾滋病的血案的責任者的日子，也應該是為最早揭露此一事件但卻被迫流亡海外的吹哨人恢複名譽的日子。
今年87歲高齡的中國衛生部前高官陳秉中最近十多年來不斷呼籲中共高層對河南艾滋病血案問責，他日前再度發文，悼念兩個月前在美國去世的首位舉報河南血禍的醫生王淑平，痛批江澤民、胡錦濤和習近平三代中共最高領導人，包庇「艾滋疫情」罪首李長春和李克強。
為什麼事件已經發生了二十多年，中國當局依然拒絕對河南上百萬人因賣血或輸血感染艾滋病事件追責？
我們請多年來關注中國艾滋病狀況的北京著名異議人士胡佳談談他的看法。
法廣：胡佳先生，您好，非常感謝您接受法廣的採訪。您長期以來關注中國艾滋病患者，您如何理解北京當局為何遲遲不談對河南艾滋病血案問責？
胡佳：我是2001年參與艾滋病工作的，平生第一次被拘押就是在河南，那是2002年聖誕節的前夕，當時下命令的就是時任河南省的省委書記今天的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李克強一直是國務院艾滋病防治辦公室的負責人，所以，以我個人的經歷，雖然李克強同李長春不一樣，並不對九十年代大搞血液產業導致大規模的病毒感染富有直接的責任，但是，由於李克強在河南的從政經歷是他作為王儲升遷之前的豐富經歷的過程，為了保護他的名譽，艾滋病醜聞一直遭到嚴密的封鎖，一直到2003年薩斯事件爆發之後，中國政府再度遭到國際輿論的廣泛譴責，在這之後，艾滋病防治領域確實出現過一段小艷春，2003年與2004年時患者受到免費的藥物，受到一些關懷。但是，中國河南的艾滋病轉染醜聞並未獲得解決。如果說，李克強的責任並沒有李長春直接，但是，他本人也難辭其咎。他當然不會去追究他的前任的責任，更不會追究他自己的責任。作為艾滋病工作辦公室的負責人，他每年的工作，至少我們所看到的就是在世界艾滋病日訪問北京醫院艾滋病專科的艾滋病患者與醫務人員，以此顯示他們並不害怕艾滋病毒，他們並不恐艾。但是，每年都有河南的艾滋病患者到北京來上訪，他們因失去勞動力而呼籲政府賠償或者援助，但是，據我所知，河南沒有一個患者打贏了官司，因為一旦案件成為判例，後果將十分嚴重。因為涉及的受害者太多，應該負責的官員太多，當年大量衛生系統的官員都難辭其咎。而與此同時，當年最早披露醜聞的仗義執言的人無論是王淑萍大姐，萬延海先生還是高耀潔教授都不得不流亡美國，王淑萍不久前過去讓我感到十分難過。記得以前河南的官員就說過，你們都死光，河南艾滋病問題也就解決了。
法廣： 也即是說河南那麼多農民因賣血而感染艾滋病毒的人沒有任何人獲得政府的賠償？
胡佳： 是的，河南是中國人口最多的省，有上億的人口，農民佔主要部分。我們認為主要有幾十萬的農民感染上艾滋病。幾十萬人往往是家裡頂樑柱，有男有女，好多女的傳染上之後又傳給她們的孩子，李喜塥女士兩個女士都被傳染上，有一個女兒已經夭折了。
法廣：中國政府在防治艾滋病方面是否取得了一些進展？
胡佳：要防治艾滋病必須徹底改變觀念，中國政府將艾滋病成為是西方社會墮落的產物，艾滋病在中國因此受到十分嚴重的歧視，河南艾滋病患者得知自己被傳染上之後甚至寧願死亡也不願意蒙受恥辱。另外，政府確實給艾滋病患者一定的補助，例如給孩子每個月六百元的補助一直到18歲，但是，政府的承諾往往沒有獲得落實，而且有些患者在18歲之後無法自己謀生，要求政府繼續補助。這就是為什麼依然有人繼續上訪，不僅在北京，在河南鄭州也有許多人上訪。其實，中國艾滋病問題的解決同中國的政治體制是緊密相關的，首先必須有民主自由法治，只有這樣，公民的權利才可以獲得保障。現在北京已經不存在類似當年愛知行這樣的民間的維權組織，公民社會完全遭到打壓。如果中國有反對黨的存在，河南當時的官員都早已下台，如果中國人有選票，中國共產黨不知下台了多少次。所以，艾滋病問題只是中國社會的一個問題，但是他與其他所有問題的根源同源，那就是一黨專制。
感謝胡佳先生接受本台的專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