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解放報：國際法針對中國可能嗎？
世衛組織全體大會5月18日視頻啟動，這是武漢爆發疫情世界大流行以來的首次世衛大會。在壓力下，世界衛生組織將主持對疫情的“評估”。指控北京掩蓋疫情導致病毒大流行的司法起訴越來越多，中國則擁有主權豁免作為盾牌。那麼，國際起訴有多大可能成功？法國解放報綜合了一些律師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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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大規模調查
解放報網站5月17日刊出Arnaud Vaulerin的文章說，世衛組織從星期一開始舉行全體大會。所有人都在等待，等待對Covid-19冠狀病毒危機管理進行大規模調查。在幾個星期的全面壓力下，中國終於在5月8日接受由世界衛生組織（WHO）主持對疫情進行評估的原則。但北京預先申明，這項“公開透明和包容”的調查，必須“在疫情結束後的適當時間”進行，而且必須事先得到世衛組織世界衛生大會或執行委員會的批准，同時這個調查不能僅僅針對中國，還應該包括其他所有國家。解放報說，北京的這些說辭相當於警告。
向中國問責的三種人
幾個星期以來，特朗普政府和美國國會，以及美國人的律師，其他外國政府，機構，專家，公民行動團體，都指出中國當局的責任，並開始要求問責。他們中有些人尋找罪魁禍首，另一些人希望得到金錢賠償，還有人特別想從Covid-19大流行中吸取教訓。這些人全都提到中國當局在疫情中的否認撒謊和抓捕發警報的人。此外，漢學家侯芷明（Marie Holzman），劉曉波委員會的布羅塞爾（Vincent Brossel），前議員馬梅爾 (Noël Mamère)5月13日在《法蘭西西部報》總結了中共政權就冠狀病毒進行宣傳的一些邪惡意圖。
沒有國際司法機構能審
那麼，對中國政府有沒有起訴的可能性？有什麼法庭或主管機構可接納這些既是法律行動又是政治攻擊的訴訟？據法國凡爾賽大學國際法教授格拉夫（Thibaut Fleury Graff）指出，目前國際上並沒有審理衛生案的法官，國際法中不存在“衛生犯罪”這一條。與世貿組織不同，世衛組織內部沒有司法機構。
法國《解放報》說，在疫情大流行期間，海牙國際刑事法院曾多次被提到可以作為對中國採取法律行動的地方。成立於2002年的海牙國際刑事法院之前到是接受過幾起此類的申訴。但該法院審理的是一些涉種族滅絕，戰爭罪，反人類罪的個人，所以，國際刑事法庭不能勝任針對中國國家的指控訴訟，除非可以證明中國當局有什麼故意傷害的意圖，或真的從事了如某些美國律師論斷的陰謀偏執活動。刑法律師威廉·波頓（William Bourdon）認為，指控中國反人類罪站不住腳。他說，除非你想破壞國際刑法。更何況中國尚未批准《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
設在海牙的另一個機構：聯合國國際法院（ICJ）。該機構僅仲裁國家之間的爭端。儘管中國是聯合國成員國，但中國並沒有義務承認國際法院的管轄權。刑訴律師Amélie Lefebvre表示，中國如果承認國際法院的管轄權，就意味着接受潛在的責任。中國不可能打開這扇門。波頓律師稱，世界上沒有一個大國會到聯合國國際法庭去跟中國對峙，尤其如果再來第二波疫情，啟動司法程序就可能是朝自己腳上開槍，給自己製造障礙。
《國際衛生條例》可用
解放報說，如果沒有司法機構可以接納對中國的訴訟，倒是有一個世衛組織的文件可以作為有關Covid-19的法律訴訟框架：就是世衛組織《國際衛生條例》(RSI)。該條例中2005年的一項法律要求各國在“預防和應對疾病在國際傳播時，應避免不必要的交通和貿易障礙”。並要求各國必須將“國際關注的公共衛生信息和緊急情況”通知世衛組織。解放報說，以上內容是申訴人經常引用的第六條和第七條。
英國新保守主義智囊團，亨利-傑克遜學會（HJS) 4月初發布的報告說，在這次疫情大流行當中，如果中國共產黨履行了世衛組織《國際衛生條例》規定的義務，那麼大部分災難都可以避免。然而，中共似乎沒有吸取薩斯SARS（2002-2003）的教訓。亨利-傑克遜學會稱，僅七國集團針對疫情採取的經濟措施就達到3.6萬億歐元。
列日大學法學教授，Loyens＆Loeff律所的合夥律師布爾拉巴（Hakim Boularbah）分析指出，“作為一個國家，中國確實違反了《國際衛生條例》規定的幾項義務，但中國在司法豁免的名義下，對危機的管理擁有主權。這種國際法體系可以讓一個國家，或這個國家的機構，逃避另一個國家的司法管轄。
美國尼日利亞訴訟
針對中國的集體訴訟已在美國和尼日利亞的國家法院啟動。 3月份，有超過5,000名美國人加入伯曼法律集團在佛羅里達州提起訴訟。
起訴對象包括中國華人民共和國，湖北省，武漢市以及多個政府部門，起訴者要求中國政府賠償Covid-19疫情給他們造成的損失。
四月中旬，密蘇里州總檢察長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tt）也對中國當局提起訴訟。他稱中國當局的行為在密蘇里州造成生命損失和嚴重的經濟後果。
美國共和黨在一份的備忘錄中說，“中國政府對Covid-19的危險性和傳染性向全世界撒謊，還迫使發警報的人保持沉默，並且沒有採取有效措施阻止這種病毒的傳播。所以他們必須對自己的行為負責。”美國許多議員利用上述備忘錄中的措辭，發布聲明，提出政治倡議，攻擊中國當局，並要求賠償。
識別起訴小人物？
刑法律師波頓表示，“這些做法有些政治色彩很濃。而且試圖繞開司法管轄豁免原則的嘗試不太可能成功。”但凡爾賽大學國際法教授格拉夫（Thibaut Fleury Graff）指出，一個國家也可以決定通過法律來解除這個管轄豁免的法律設置。比如美國在9.11之後曾經這樣做過。據華盛頓郵報5月1日透露，特朗普與他的合作者討論了剝奪中國主權豁免的可能性。如此一來，美國政府和眾多原告將可以起訴中國，要求賠償損失。
布爾拉巴律師提到另一條可挖掘的途徑：“在中國的行政，政治或衛生機構中識別可能的責任者，包括武漢病毒實驗室的人員。這些人有可能被國外法庭追究起訴。不過，案子可能很快會陷入僵局。因為假定中國同意引渡他們，也只是下層小人物受審。最大的問題仍然是施加強制手段。”
增加關稅 單邊制裁
接下來還有一個手段就是針對一個國家或一組國家採取單方面制裁。比如 2014年在克里米亞危機之後，奧巴馬政府和歐盟都曾針對俄羅斯的重要名人和公司採取了制裁措施。
格拉夫表示，如果Covid危機中的錯誤被坐實，“那將是懸在中國頭頂的威脅。特朗普可能不會放過下手的機會。” 特別是，如果事實證明是中國領導人Covid-19是“蓄意而為的錯誤”，如同美國總統在四月中旬所想的那樣，那麼特朗普可能會決定通過對中國商品提高關稅，來讓中國付出代價。已公開的美中貿易攤牌中，將有新的戰爭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