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六四天安門事件今年迎來31周年。與往年有所不同的是，今年中國國內及國際形勢均發生了較大變化：新冠疫情改變了世界格局，國際社會各種質疑中國之聲此起彼伏、中美緊張關係局勢不斷升級、蔡英文連選連任總統，台灣地位似有所加強、北京收緊對國內及香港的管控……在這樣的背景下，紀念六四似乎面臨著新的難度和挑戰。
考慮到全球尚未徹底擺脫新冠疫情的困擾，活躍在世界各國、關注中國民主運動的各方誌士，決定選擇在6月3日這一天，舉行全球聯網會議，紀念“六四”31周年。在此會議前夕，我們連線到定居德國的國際筆會和平委員會副主席廖天琪女士。
法廣：首先請您簡要地向我們介紹一下今年紀念“六四”活動的全球聯網會議。
廖天琪：從今年年初到現在，新冠病毒蔓延全球，世界各地進入緊急的封關閉戶的狀態，至今都還沒有完全解禁，當下人們走向街頭舉辦大型的紀念會，是不可能的，因此朋友圈內發起在網上舉行紀念活動的建議，立刻得到各方贊同的響應。隨着電子科技的發展，這類網上會議早就已經是一種行之已久的模式。由於參加會議的友朋們散在五湖四海，南北半球，各地時差很大，所以我們的會議將於6月3日舉行，事實上也已經跨入6月4日了。屆時亞洲的台灣、香港、日本，美東地區、歐洲各國、澳洲、紐西蘭大約有幾十人參加。開會時間兩小時，所以僅有二十餘位能安排發言，其它人僅是在場的聽／觀眾，會後視頻錄像會送上YouTube，讓海內外朋友共同分享，不忘初心，共同堅持中國的民主事業。
我們這次的2020年全球聯網“六四”31周年紀念論壇，用了一個切入現下世界局勢的主題：“後疫情時代，中國走向何方？”，由於近幾十年的全球化，人類世界快速科技的發展、商品、資本、信息、服務之間的流通，交通、交流的網狀發展，世界已經是一個緊緊密織的大網，到了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狀態。這次武漢爆發的新冠病毒就是一個明證。然而世界各國所受到的衝擊不等，反應和防禦不同，有些國家和地區受到的經濟、醫療、教育等方方面面的打擊和傷亡人數，不亞於一場戰爭。而爆發原點的中國，表面上將疫情控制住了，但是因疫情衍生出來的危機，從國際外交、金融、商貿到國內的人心動蕩、經濟衰退、政局不穩，都是對北京政權的巨大挑戰。
本次論壇一開始是德國的人權牧師羅蘭•庫納（Roland Kühne）為六四亡靈的追思祈禱，接下來是六四學運領袖王丹的主題講話，之後是台灣駐柏林代表處的謝志偉大使以及民運理論家胡平發言，還有港台和歐美紐澳的政界、學界人士及各地的民主人權鬥士，我們聽聽他們在追思六四之外，對當下局勢的分析和看法，是極具啟發性的。
法廣：六四天安門事件又送走了一個年頭，為六四平反的期盼一年接一年的破碎，作為一名人權衛士，您對中國民運未來發展方向及應採取的策略有何見解？
廖天琪：多年以來，許多知識界的人士都把“六四”的正名，看成是中國向前發展所繞不過的一道坎，這種預期就像西方預測，通過改善提升中國的經濟民生，社會產生中產階級，整個體制就能從威權逐漸步入民主自由的道路，這兩種預測結果都落空，北京政權利用華夏民族勤奮的本性，和那種“打掉牙齒和血吞”，祖祖輩輩要出人頭地的民心民情，一方面將權力緊握在共產黨手中，一方面也“讓利”給老百姓，加上將教育和媒體及宣傳機制全都控制在黨手上，隱瞞歷史、扭曲事實、強化洗腦都非常見效。如今別說當年“反右”、大饑荒的殘酷歷史被淹沒，連“文革”都有點模糊了，至於“八九民運”，“六四慘案”，在年輕一代的中國人腦海中，都已經淡化甚至被抹去了。
正因為如此，我們每年紀念“六四”顯得格外重要，民主運動可以把“六四”作為一個切入點，來揭露中共政權的殘暴、虛偽和說謊成性，跟這個蔑視歷史和真相的獨裁體制爭奪話語權是第一步。民運的未來，卻要將眼光和格局放得更大，一個否定、拒絕自己過往歷史的民族是沒有前途的，只有釐清、檢討、認識本身的錯誤，並且從中汲取教訓，才能穩步的向前發展。中國今天表面上正在步入小康，國家有錢，人民生活改善，但是這是建立在枯骨和冤魂上的虛幻繁榮。我們看看經過第三帝國納粹的罪惡，德國戰後進行了深刻的反思、懺悔，不斷挖掘罪惡的根源，至今不絕，所以現在建立的民主是堅實的。這給當代的中國樹立了很好的榜樣。
法廣：新冠疫情期間，北京沒有放鬆對言論、媒體等全方位的管控。5月下旬舉行的中共兩會上，政府當局更宣布了打算在香港實施新的國家安全法律制度的決定。您如何看待北京針對香港的此一措施？這將引發怎樣的後果？
廖天琪：中國人大通過港版“國安法”，是北京一以貫之的邏輯行事。我們看去年香港的“反送中”群眾護法運動，是一種前所未有的、採用先進科技、發展出來的新型群眾運動，數十萬，甚至上百萬人民上街抗議，卻沒有領袖，甚至沒有突出的組織來策畫佈局，“幕後黑手”主要就是因特網。“反送中”有思想、有策略、有新格局、新手段，波濤壯闊，歷久不衰，在人類史上獨樹一幟。面臨這種情況，中共政權如鯁在喉，蠢蠢欲動，卻又不敢使出六四天安門再版的血腥招數，只有拿出“拖”字訣來應對。結果武漢病毒從天而降，突然爆發，倒是為極權政府解了圍。疫情期間，世界各國人仰馬翻，無暇他顧，而香港人也都宅在家中，示威抗議暫時消聲匿跡。經過幾個月的“閉關”，中南海悟出了絕招，讓推遲的“兩會”掏出錦囊妙計——港版《國安法》，來終極解決“香港問題”。
這是個試探性的做法，中共想知道被新冠糾纏的西方民主國家如何反應，台灣又是個什麼態度。現在美國反應強烈，歐盟和英國都非常警覺，原先武漢病毒已經把全球陪綁拖下水了，現在又要對香港痛下毒手，藉此惡法來打擊一切異議異音，抓捕異議人士，連外籍人士也都不放過。那麼北京難道不考慮香港作為自由港的金融和商貿地位了嗎，讓東方之珠蒙塵，難道對它本國沒有損失嗎？想來北京早就構想並且已經部署了上海和深圳來作為香港的替身，但是這步棋錯了，香港的繁榮可貴，吸引國際資本成為一個信息資源中心，不只是它是個免稅的商業港口城市，而更在於它的自由、生機和朝氣，一旦被“國安法”套住了，就成為一個“死穴”，這是自毀長城的做法。何況國際、台灣和亞洲鄰邦，從此更加對北京的獨裁專橫有了新的認識，北京將四面樹敵。
法廣：新冠疫情改變了世界格局。您如何預測疫情後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 ？
廖天琪：經驗告訴我們，契機往往藏在危機里。本來新冠瘟疫首發於武漢，危機衝擊了中國。北京雖然以強力手腕控制了疫情，但是接下來的表現：一、拒不承認自己早期隱瞞疫情的事實；二、跟美國開打口水戰，指出病源在美國；三、在國際上發動大外宣，往自己臉上塗金，說中國慷慨贈送口罩，大力援助外國抗疫，要從“始作俑者”華麗轉身變成“救世主”。這些做法太讓人反感，北京沒有從危機中學乖，將之轉變為契機，反而一步步陷入更深的危機。國際上知道中國使用大數據和人工智能來控制疫情，同時也將中國百姓捏在手掌心，每個人都逃不過“老大哥”（大數據）的法眼，只要是按“中國標準”，對“國家安全”造成危險的個人和組織，都可以立即追蹤“拿下”。由於中國標準是牛皮糖一樣可以任意變形，任意解說，那麼罵習大大、彭麻麻，對着國旗吐口痰，就可能被某些官員解釋為“危害國家安全”，那麼在社交媒體上，寫點批評時政的文章，或在自家四壁上貼“反動標語”，如“天滅中共”之類的，那就一定可以定罪為“顛覆國家政權”了。這樣的國家聽上去是個笑話，但是它又同時是世界工廠，控制世界市場，控制世界金融、擁有美國大批國債，聯合國里的嘍囉兄弟國佔有大半，自由世界怎麼來面對這個龐然怪物？認識它，識破它的弱點，是第一步，在這點上，中國自己已經暴露了它體制和各種行事策略的弱點，接下來是各國的團結和共同的戰略部署，能走多遠，要看各國領袖的智慧和勇氣。另外是促成中國內部人民的覺醒，喚醒人民對中國政權的小恩小慧，採取“不食嗟來食”的態度。中國今日取得的經濟成就，不是中共的功勞，而是中國人自己努力的豐收。沒有共產黨，人民才能更有尊嚴，享有基本權利，生活更有保障。當大部分中國人有這樣的認知時，中國真正轉變的契機才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