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前總統李登輝7月30號在台北去世，他生前的一次講演視頻周五在國內社交平台刷屏，在視頻中，李登輝呼籲兩岸完成和平民主統一大業。微友何立信發帖說：“他畢生致力於追求兩岸和平統一，居然被誣為“台獨分子”！昨天登輝老先生去世了，享年98歲。環球時報主編胡錫進說他“遺臭萬年”；我對他的評價也是四個字：彪炳史冊。”
網友王天成發帖說：“歷史將記得台灣的民主轉型是在李登輝先生任總統期間不可逆轉地完成的。他在一個具有非凡歷史意義的年代領導了台灣。”
網友笑蜀發帖說：都說他是台獨教父。但此岸從不提的是，其任上曾組建“國家統一委員會”，制定國家統一路線圖之國統綱領。民主、自由、均富的中國，則是終極目標。無論其真心還是假意，至少一點無可否認：統一是當時兩岸最大的政治正確，這本身就是契機。如果不是過於計較黨團之私，如果真愛國，真以民族利益國家利益為重，就應能抓住這最後的契機，不致漸行漸遠，直至今日，人心相隔千山萬水。可惜……。
七月28號， 美國國家安全專家卡瓦諾表示，目前五角大樓正在為未來的戰爭作準備， 並提出未來戰爭七原則。稍早，7月23日，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加州，再度就對華政策發表重磅演說。這篇名為《共產黨中國與自由世界的未來》的演講，將目標鎖定中國共產黨，稱美國及其盟友必須用“更有創造力和堅定的方式”迫使中共改變其行為方式。蓬佩奧的演講內容因敏感詞過多，國內民眾大多隻能通過官方批判文章獲得隻言片語，但本周，北京海淀區出現空襲預防的宣傳圖片卻在全網刷屏，可見官方並非對美國的戰爭動員渾然不知，但如何回應還有待觀察。有網友發帖說：“文革時期毛澤東號召’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那年頭幾乎每個城市都在挖防空洞，這就是那個年代的城市基建工程。那時準備打仗的氣氛濃濃的。沒想到半個世紀過去了，突然好象又要準備打仗了。是誰把中國和平發展的國際環境搞砸了？”
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社會學家孫立平在一篇題為《圍而不戰：關於當前局勢的一點理解》的網文中這樣寫道：
1、蓬佩奧的冷戰演講，選擇在尼克松的故居發表。有何寓意？我們知道尼克松是對華接觸政策的制定者，是中美關係改善的啟動者。蓬佩奧在這裡發表中美關係轉變的宣言，是為了宣告尼克鬆開始的這個歷史性進程的終結？想的太小肚雞腸了。我覺得這一選擇的深層含義，是繼承和延續尼克松的一個重要思想：即不戰而勝。
2、在最近的一個演講中我強調了這樣的一個意思：由於美國在科技、軍事、金融等方面佔有的優勢，他完全可能尋求的是一種並非即刻決戰的戰略，而是將其變成一種曠日持久的消耗戰，即利用上述優勢，逼迫你不得不進入它設計好的一個個陷阱；在這樣的過程中，不斷消耗你的資源和實力，最後在一個較長的時間段里決出勝負。在這個過程中，它幾乎不用付出太大的代價，而你則會處處被動，窮於應付。對此，也有人將其稱之為超級大國馬拉松。
3、不錯，最近一段時間，外交上的衝突迅速升級，軍事上也變得日益劍拔弩張。美國兩艘航母在南海游弋；日本從美國購買100多架F35，並將裝備在7艘輕型航母上；台灣全面部署重型反艦導彈，愛國者-3型導彈；美國首次公開否認中國南海主張，不承認中國對南海的主權；英國派最大航母配合美國巡航南海；中印邊界處於高度緊張狀態，印度全國動員備戰，連續增兵邊界，40餘國先進武器裝備齊聚印度，幫助印度備戰；美國關閉了休斯敦總領館，特朗普稱有可能要關閉更多領館；美國商務部取消香港特殊待遇。有人說，對於中國來說，這已經是四面埋伏，八面楚歌。現在已經不僅僅是冷戰的問題，而是熱戰的危險。但這裡我要問一句，如果這一切都是劍鋒另有所指呢？
4、所指的是什麼？就是經濟，就是一個國家實力的基礎。因為今天的中美關係以及世界局勢與當年冷戰時已經大不一樣，這種變化了的情況，使得美國既無需也無法採用當年對蘇聯的遏制戰略。在當年美蘇冷戰的時候，美國面對的是一個社會主義陣營，而且蘇聯的軍事實力與美國旗鼓相當。而現在，美國面對的，是一個孤獨的中國。只要美國有幾艘航母游弋在中國的周邊，只要其眾多的盟友輪流值值班，只要偶爾有個小兄弟挑點事，你就很難將精力集中在國內的經濟發展上，甚至要將相當一部分資源用於應對這種嚴峻的外部局面。而且，在這樣的情況下，國際資本怎麼敢呆在一個火藥桶般的地方？企業和資本會留在一個與母國處於准戰爭狀態的地方？國內資本的信心又從何而來？中國今天的經濟運行已經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全球性的機制，包括科技、金融、網絡等等。只要美國在這些方面有所動作，中國經濟的正常運行都會出現問題。這叫什麼？這就是不戰而勝，就是經濟問題軍事解決。試想一下，如果這種局面持續5年10年，我們的經濟會怎麼樣？我們怎麼辦？對此，我們一定要有清醒的認識。
5、5月21日，我寫了一篇文章，題為《現在最大的誤區：以戰術思維對戰略思維》。我在文章中強調，如何用戰略思維正確地解讀當前局勢，是至關重要的。但我們現在看到的卻是一種相反的情景。很多人，把對方的一個個動作都看作是決戰的姿態，假定中美之間的對抗甚至軍事對決迫在眉睫，然後以此為基礎設想出種種的應對方案。從貿易戰的不能認慫，要打一場詩史級的貿易戰，再到要造1000個核彈頭，都是這種思維的表現，擺出的都是一種針尖對麥芒的決戰姿態。其實，這既低估了對方的戰略水準，也拉低了自己在戰略層面進行思維的能力。這是一種典型的用戰術思維替代戰略思維的表現，最後的結果是把自己帶到溝里去。
6、所以，我再次強調，在面對目前這種嚴峻而複雜的局勢面前，我們需要一種戰略性思維。中國需要做的不是應對，而是破解。在戰術層面上，應對得越正確越有力，在戰略層面上的損失可能就越大，越被動。應對，是就事論事，是在特定問題上爭高低，而破解則是以一種更高的立意，從困境中走出來，擺脫這種兩難的邏輯，爭取更開闊的前景。這讓我想起改革開放初期的情景。當時中國面對的局面也是很被動的。但在當時的情況下，我們的選擇不是去應對所謂的挑戰，而是另闢蹊徑，以改革開放，化解困局，不但化險為夷，而且贏得幾十年快速的經濟發展。歷史可以給我們有益的啟示。
現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部研究員魏加寧教授，日前就中美關係在撰文中寫道：中美博弈，表層是貿易之爭，中層是老大之爭，深層是體制之爭。他說：國家之間比拼的是什麼?——歸根到底是體制，是體制的效率。體制中最重要的是什麼?——是決策機制，決策效率，看誰的決策錯誤少。而決策機制中最重要的是什麼?——是糾錯機制，能否及時糾錯;而糾錯機制中最重要的是什麼?——是信息機制，看信息渠道是否通暢，決策者能否聽到真話，能否把握真實情況。
現在看來，特朗普有一個扁平化、短平快的決策團隊，參加決策的人有很多都是出過書的，出過書就意味着他對中美關係的某一領域做過系統性研究，所以決策效率非常高。而我們中國則是縱向決策體制，決策鏈條非常長，最熟悉情況的往往是下面的處長，但是決策時這些處長根本說不上話。所以，當務之急是如何儘快改革我們的體制，包括決策機制，糾錯機制，信息機制，讓參與決策的人，能夠聽到真話，掌握真實情況，從而做到及時糾錯。 作為決策者，首要任務不是追求最優，然後追求次優。而是應當首先防止最惡，防止最惡事態的發生。從中國國家利益的角度來講，當前最要防止的就是中美脫鉤。中美一旦脫鉤，早晚都會打起來。一旦打起來，中國的“和平紅利”就會消失。過去40年，中國經濟實現了高速增長，不僅得益於“人口紅利”，“改革紅利”，更重要的是得益於“和平紅利”——40年沒有打仗，這是多大的“和平紅利”啊! 可是，如果我們把今天的和平生活當作理所當然的東西，你就很容易失去它。一旦失去了和平紅利，就意味着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將再次被戰爭中斷。這才是中國最大的國家利益所在，也是老百姓的最大利益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