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東仁波切：我相信民主會在西藏誕生
2009年10月，記者專程來到印度北部山城達蘭薩拉採訪這裡的西藏流亡社群。五十年前的達蘭薩拉是印度北部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村，今天的達蘭薩拉不僅是印度有名的旅遊熱點，也是全球佛教徒的朝聖之地。現今藏傳佛教的代表人物達賴喇嘛講經之所與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的雙重身份使得達蘭薩拉具有宗教與政治的雙重影響。本次記者前往達蘭薩拉不僅希望較深入地了解達賴喇嘛本人對西藏、中國及世界的大勢分析，也希望更直接地了解西藏流亡政府對西藏問題的態度。為此，我們採訪了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長桑東仁波切先生。專訪在達蘭薩拉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進行，西藏流亡政府新聞部工作人員桑傑嘉先生為我們現場翻譯。
發表時間：
桑東仁波切現任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倫，即政府總理一職。他於2001年當選，是第一位通過民選程序當選的政府總理，並於2006年連選連任。
採訪開始，記者首先就中國統戰部副部長朱維群於今年十月五日接受德國《焦點》雜誌採訪時的有關觀點徵詢了桑東仁波切先生的看法。
朱維群在這一專訪中再次重申了北京方面在西藏問題上的強硬立場，西藏流亡政府對此的反應如何呢？
桑東仁波切：首先感謝您關注西藏問題，前來達蘭薩拉採訪。我們所看到的德國雜誌的採訪內容是很少一部分，後來新華社的報道說的比較詳細，其實德國焦點的報道是不多的，這是第一點。從報道的內容來看，基本上看不到新的內容或觀點，中國政府的立場一貫是強硬的。
在專訪報道中，有一段與事實不符，中方在《焦點》採訪中說，雙方談判中斷原因是由於達賴喇嘛的代表終止繼續談判，實際上，去年一年中，西藏流亡政府和統戰部一直有口頭和書信聯繫，去年十一月第八次談判的時候，西藏流亡政府方面的代表向中方提交了《為全體藏民獲得真正自治的建議書》，之後，由於中方沒有正面回應，在這種情況下，當時雙方沒有談到第九次會談何時舉行，西藏流亡政府根本沒有斷絕和中方和談的關係，西藏流亡政府繼續努力，談判的門一直是打開的。
記者：從西藏流亡政府的立場上，還有何可能以爭取更大的和談機會？或是什麼渠道取得進一步的溝通？
桑東仁波切：西藏流亡政府方面覺得：事實上是沒有其他渠道的溝通方式，在國際社會上，中國一直表示和談的大門是開着的，而西藏流亡政府方面也一直有繼續和談的願望，所以中國政府什麼時候答應和談，我們隨時可以和談。
記者：中國中央政府不承認西藏流亡政府的存在，我想了解流亡政府的定位是怎麼樣的？有輿論認為：西藏流亡政府存在的本身就是表示西藏在達賴喇嘛的領導下，其實還是在尋求西藏獨立，但是達賴喇嘛現在的主張又是希望真正的自治。
桑東仁波切：中國政府一直說不承認西藏流亡政府，但是卻非常關注這個政府的一舉一動，包括對首席部長所有的言論都非常關心。從另一個角度來說，現在的流亡政府是1951 年同中國政府簽訂17條協議的地方政府，這個地方政府直到1959年是事實存在的，這一點非常清楚。1959年後，這個政府跟隨達賴喇嘛流亡到印度。如果這個政府回去，也就是1959年就存在的一個地方政府，他並不是什麼分裂的政府，是一個地方政府搬過來，再搬回去，他也不可能擴大或達到什麼目的，他只不過是一個地方政府。
記者：您已經是第二次當選流亡政府的首席部長，在西藏流亡社群里，西藏民主嘗試已經走得很遠了，從首席部長先生的角度認為：民主與西藏傳統文化是否有一定的矛盾，在一個流亡社會裡，組織民主有些什麼樣的困難？
桑東仁波切：流亡政府的民主制度已經達到一定的水準，從流亡政府的經驗來看，立法、行政院和司法的三權分立的民主制度和西藏傳統文化基本上沒有任何衝突。原因是西藏的傳統文化是佛教文化，佛教的思想和民主的理念很相近，所以沒有任何衝突；但是，剛才您提到的推動這種民主制度時的困難，主要是老一輩的、年長的藏人不能自然而然的接受民主制度， 年輕人已經習慣了這種民主體制的生活方式。一些年長的藏人不肯擔起民主的個人義務，而是看達賴喇嘛行事。但是部長談到：這個問題是可以解決的，不是不能解決的問題。
記者：在整個世界上，各種流亡社會的族群有很多，目前比較成功的，除了以色列人社群比較具有凝聚力外，從東方文化來講，流亡藏區藏人凝聚力是很強的，這一現象是完全靠藏傳佛教的凝聚力，還是流亡政府整合力起到相當大的作用？換句話說，現在的民主框架是不是因為有藏傳佛教的推動力才得以組織起來？還有一個可能，是僅僅在流亡過程中的權宜之計？
桑東仁波切：流亡的藏人人數是很少的，比如說在印度的流亡人士中，藏人的比例是很少的一部分，西藏流亡社區能夠比較成功的保存下來的主要原因是流亡政府做了很多組織工作。從藏人的角度來看，達賴喇嘛和藏人是不可分的，舉一個藏人俗語的例子，頭顱和脖子的關係是不可分離的，不管你有沒有信仰。在流亡印度後，達賴喇嘛開始組建民主體制，每一個藏人不管有沒有信仰，對達賴喇嘛都是非常的信任和敬仰，在這種情況下，當達賴喇嘛推動民主體制時，體制能夠完整的保存下來。佛教信仰、達賴喇嘛個人和民主體制三方面的作用結合起來，保證了流亡社區的存在。民主體制的推廣讓每一個流亡藏人能夠參與政府的工作，包括四大教派、西藏本教等等，不管你是哪一個傳承，都可以進入議會參政，這就是流亡社會整體得以保存下來，這就是成功的原因。剛才您談到民主是不是流亡過程中的權宜之計？民主對於流亡政府和達賴喇嘛來說，是政治上的一種追求，不管流亡不流亡。如果西藏沒有被中國佔領，而一直保持以前的狀態，我相信民主體制是會在西藏誕生的，因為達賴喇嘛很小的時候，就有了建設民主體制的理念。所以民主是政治上的信仰而不是權宜之計。
記者：最後一個問題，請問首席部長先生，在目前狀況之下，對西藏問題解決的形式怎樣預測，是否樂觀，如果不樂觀的話，還有什麼應付之策？
桑東仁波切：我相信民主會在西藏誕生
桑東仁波切：從現在中國領導人的思維方式，以武力統治的狀況來看，真的沒有解決西藏問題的希望。而且如果還有所寄託的話，會被認為是笨蛋。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我們可以從大方面，從世界的變化、中國已經發生的變化、中國民眾思維方式的變化，以及西藏境內外，藏人的追求及思想變化來看，我們覺得有希望，並不是需要很長時間來解決；在這些大的變化中，我們可以看到西藏問題能夠儘快解決的希望。而這一希望也並不是沒有任何根據；因為爭取解決西藏問題，藏人具有兩大力量，第一是具有追求正義真理的力量；第二是四十年來採取非暴力的方式。所以，我們相信正義和非暴力這兩種力量一定會取得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