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韓國、台灣、印尼、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越南，以及中國 這些同屬東亞的九個亞洲國家，它們在經濟上為何有的成功，有的失敗？這些國家是否有獨特的發展經驗，或是特殊的政策武器？
在亞洲地區擔任駐地記者長達二十年的斯塔威爾（Joe Studwell），出了一本專著《成與敗：亞洲國家的經濟運作之道》。作者在本書中透過對日本、韓國、台灣、印尼、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越南，以及中國的實地考察和經濟政策研究，首次揭示同屬一區的亞洲九國，何以在有些國家經濟蓬勃起飛的同時，另一些卻萎靡不振，而作者在本書中提出的立論也完全破除西方對亞洲經濟舊有的一些錯誤觀念。
斯塔威爾的深度分析聚焦在理解亞洲經濟的三個關鍵領域：土地政策、製造業，以及金融業。作者認為，土地改革是日本、韓國、台灣和中國經濟成功的前提關鍵；而土地改革的失敗，也是東南亞國家現今的政治與經濟困境的肇因。工業化讓國家經濟得以發展，但一國的工業發展單靠製造業並不夠，國家需要「出口規訓」，也就是由政府敦促企業以國際格局跨出國門，在國際間競爭，而有效的金融規範則是一國自立成長的最終關鍵。為了深入探索這些議題，作者斯塔威爾深入亞洲九國，以歷史縱深和產業政策為座標，進行一場針對亞洲各國經濟的跨國實地調查紀錄。
全書共分為四大部，包括第一部“土地：家庭農業的勝利”，第二部“製造業：歷史學家的勝利”，“第三部 金融業：嚴密控制的優點”，以及“第四部中國符合哪種模式?”
本書的第四部分主要是集中關注中國這個崛起中的東亞最大經濟體，所探討的問題主要是中國的經濟發展策略與日、韓和台灣有何不同。其實，關於中國的問題在書的其他篇章也都有所涉及：比如本書第一部分即涉及共產黨的土改運動和早期的家庭耕作策略，以及其後的農業集體化。第四部分則承接了一九七八年之後的農業改革。中國一九四九年之前的工業政策和策略則出現在第二部分，因為這些內容與台灣後來的經歷息息相關；隨著中國內戰結束，國民黨及各類負責經濟規畫的高階官員紛紛赴台。中國大陸在一九四九年之後的工業化歷程則是放在第四部分單獨進行討論。
第四部“第四部中國符合哪種模式?”分為17節包括：條條發展大道通鄉村，中國發展模式的局限，遭到忽視的私營部門，金融壓抑過火等。
我們前面已經說過，本書所關注的是快速經濟轉型何以實現或沒有實現。作者提出：政府可以採取三種關鍵的干預措施，以加速經濟發展。最有效地利用這些措施的東亞國家 日本、韓國、台灣和當前的中國 這些國家或地區實現了從貧窮到富裕的快速轉變，其速度可謂前所未有。相比之下，其他的東亞國家在轉型之初也有相同的雄心壯志、相同甚至更好的稟賦條件，也實現了一定時期的快速增長，但由於沒有遵循相同的政策，其發展被證明不具可持續性。
第一項干預措施 也是最易被人忽視的 是農業產出的最大化，貧窮國家的絕大多數人口都從事農業。成功的東亞國家的經歷業已表明，農業產出最大化的途徑便是將農業重組為高度勞動密集型（highly labour-intensive）的家庭耕作 一種規模稍大的種植業（gardening）。儘管這種農業的人均收益異常微小，但它會調動貧弱經濟體中所有可用的勞動力，將收益和產量提升至最高水準。總體結果便是產生一種初始的生產盈餘（productive surplus），由此催生出對商品和服務的需求。
第二項干預措施 從許多方面來說也就是第二個「階段」 是將投資和企業家導向製造業。這是因為當發展中經濟體的工人開始從農業部門遷出時，製造業能最有效地利用這部分沒有多少生產技能的勞動力。相對缺乏技能的工人可透過操作能從全球市場上輕鬆購得的機器，創造價值。此外，藉助於以出口業績為前提的補貼措施，成功的東亞國家政府開創了促進製造業技術加速升級的新方式。這些國家將補貼與出口規訓(export discipline)相結合，實現了工業化時期前所未有的發展步伐。
最後，金融部門將資本集中投入到集約、小規模的農業和製造業發展上，這項干預措施則為加速經濟轉型提供了第三把鑰匙。國家的任務就是將資金投放在能實現最快技術學習、並因此具有高獲利前景的發展策略上，而非用於短期收益和個人消費。這會讓國家利益與許多商人及消費者的利益相衝突，而後者往往缺乏策略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