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開始，有大約一百萬東歐各國的人被蘇聯紅軍和蘇聯秘密警察機構流放到“古拉格群島”集中營。在這些被流放者當中，有不少還沒有成年的孩子；他們小小年紀就跟隨父母踏上被流放的苦難之路，被送到荒涼的西伯利亞，或者被送到哈薩克斯坦等中亞地區的偏僻鄉村，在那裡度過了他們的童年。今天，一些在前蘇聯共產主義極權制度下經歷了這種非人的流放生活而倖存下來的孩子們，向我們講述他們當年在古拉格的童年生活。克拉拉•哈特曼（Klara Hartmann）、雅羅夫斯拉夫•波加爾斯基（Iaroslav Pogarskij）、西爾娃•林納特（Silva Linarte）就是當年許許多多被流放到古拉格的未成年孩子中的三個。
1930年出生在匈牙利北方一個農民家庭的克拉拉•哈特曼，被流放時只有14歲。她小時候就是個孤兒，由舅舅收養；1945年，舅父舅母為躲避蘇聯紅軍的迫害，丟下她逃往他鄉。有一天，蘇聯紅軍到家裡來把她帶走，先是送到烏克蘭首府基輔的一座監獄，受盡酷刑折磨；最後以通敵罪判這個才14歲的少女克拉拉十年苦役，押上火車，流放到西伯利亞。
“我不知道火車要開到哪去。那時候我還小，哪經得起這樣的事，整天都心裡害怕。他們夜裡拷問我，白天也不允許我睡覺。他們讓我在牢房裡站着，不準躺下，那些看守的士兵整天監視我，折磨我，逼我承認他們說的一切……就這樣，我被判了十年苦役。監獄裡的一個翻譯對我說：‘好了，別怕了，十年苦役，這不是很好嗎？等熬過了這十年，你就會被釋放，到那時你就可以生活在俄羅斯，有工作，還會分到一套房子。’翻譯說得真是輕巧啊，那時候他就是這麼以為的。不過，判了刑，我倒是高興了。因為……我沒法跟你講我在監獄裡的遭遇。有時候，他們把我按在水龍頭下，用涼水不停地澆我的頭。他們還對我使用一種酷刑，叫做“禁閉”，把我凍壞了。他們把我押去審訊，我硬挺着，什麼也不說，人畢竟還是有點自尊心的吧。於是他們剝光了我的衣服……這些事我不想說了。因為我感到羞恥。這對一個女孩子，太過分了！”
克拉拉•哈特曼：“還有，在女牢里，女囚犯之間也有那種惡意相向的人。在這個集中營，我們被與刑事犯關在一起。那些有錢人家的女囚犯，自覺比別人優越，什麼都做得出來，以顯示她比別人高一等。想要我的麵包，她就上來從我手裡搶走；你要是還手，或者跟她爭一句，她就打你，狠狠地打你一頓。監獄裡就是這樣，一直是這樣……我們每天挖土，裝上火車，運到別的地方去。我知道那是匈牙利火車，因為車身上寫着匈牙利文字，或者是匈牙利城市的名字，譬如布達佩斯。這種經歷說來奇怪，那些匈牙利火車，對我來說就是匈牙利。這一切，真是一場患難。很殘酷，但我最後明白了，直到現在我還覺得，我經歷的一切對我的人生是一種啟示，教會我認識了生活，就像是一所人生學校，苦難的學校。”
1953年夏天，斯大林死後，度過了近十年流放生活的的克拉拉，在她23歲的時候，終於踏上回鄉的漫長道路，回到匈牙利北方她出生的老家。
雅羅夫斯拉夫•波加爾斯基，1940年出生在烏克蘭西部的佩雷賈斯拉夫-赫梅爾尼基市。1947年父母被以反抗蘇聯紅軍的罪名逮捕，全家流放到西伯利亞的鄂木斯克。雅羅夫斯拉夫•波加爾斯基當時只有7歲，就這樣跟父母一起踏上流放的苦難歷程。西伯利亞在沙俄時代就已經是一個流放犯人的地方，在蘇聯極權制度下又被沿襲下來作為更大規模的流放地，是整個古拉格群島最大的一部分。那裡常年冰天雪地，氣候嚴酷，自然條件非常惡劣。在流放生活中，雅羅夫斯拉夫•波加爾斯基最痛苦的是，作為一個被流放家庭的子弟，他被剝奪了參加社會生活的一切權利。
雅羅夫斯拉夫•波加爾斯基：“我不能加入共青團，也不是少先隊員，在學校里不能參加任何社會活動。可以想象，我那時是多麼的痛苦。每當共青團在班裡聚會的時候，我波加爾斯基必須離開；當全班集體去收割草料的時候，波加爾斯基得呆在一邊；甚至全班去為居民清掃街道，波加爾斯基也不能去，只有共青團員才能去。你想，這給我的心靈留下多麼深的創傷！記得我父親那時對我說：‘孩子，只要能讀書，你就要好好讀，所有的大門都對我們關閉了；只要能讀書，你就好好讀下去。’那時我知道，我永遠都不可能被邀請參加活動，這給我的性格打上了烙印。最後，我乾脆避開他們。每當全班集體活動的時候，我就遠遠躲開。我知道，那一切都不會有我的份，真難啊！小時候，我的性格就鑄上了這樣的烙印。這一切造就了我，直到今天還在影響着我。”
流放的生活，對雅羅夫斯拉夫•波加爾斯基來說，只有那茫茫的白雪、森林和大草原，那在雪中白得耀眼的白樺樹。
雅羅夫斯拉夫•波加爾斯基：“四月份的西伯利亞，還是一片皚皚白雪，茫茫的深林和大草原。至今，那景色還歷歷浮現在我眼前。茂密的白樺林，白色的樹榦，黑黑的枝丫。白得耀眼的白樺樹，我那時候還沒見過。在我的家鄉烏克蘭西部，沒有這種白樺樹。那時候，我還真的不知道還有這種白樹皮的樹呢。”
就在雅羅夫斯拉夫•波加爾斯基在西伯利亞看到那些在雪中白得耀眼，令他印象深刻的白樺樹時，兩歲就隨母親流放的西爾娃•林納特發現了這嚴酷的自然環境中的另一種景色：西伯利亞特有的泰加森林和野生動物。在西伯利亞，苦難並不是一切，雖然處在本來就不應該屬於他們命運的顛沛流離之中，但孩子們憑他們天真的天性，用他們少年時代無羈無束的青春克服着共產主義極權制度強加給他們苦難。
“我記得， 學校離我們住的地方有十八公里；上學得走十八公里路。當然了，不是每天都去，但畢竟夠遠的了；在大冬天，你得穿過泰加叢林，冒着嚴寒和暴風雪，還有野狼。有一天，我們走到離學校不遠的地方，突然看見遠處有奇怪的一圈煙霧似的東西慢慢圍了過來，不知道是什麼，等到它們靠近時，才知道是狼群，嚇得大家都叫了起來。因為害怕，我們拚命地叫喊，結果狼群反而被我們給嚇回去了……你想想，我們當時都還是一些年紀小小的孩子，但從泰加叢林跑出來時，大家又是蹦又是跳的，一邊跑一邊跳起舞蹈，邊跑邊舞，我們立陶宛人還愛拉手風琴……少年時代，真是不可思議！正是靠了這無羈無束的青春，我們活了下來。我敢說，我們立陶宛人的音樂天性救了整整一代人。”
克拉拉•哈特曼、雅羅夫斯拉夫•波加爾斯基和西爾娃•林納特向我們講述了他們在古拉格的童年故事；作為前蘇聯古拉格集中營的倖存者，他們今天都已經是上了年紀的老人了。克拉拉回到她的故鄉匈牙利北方；雅羅夫斯拉夫返回他的故鄉烏克蘭，現在是個退休老人。西爾娃也回到她的家鄉拉脫維亞，在首都里加度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