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報 »：世衛 —— 被中國衛生戰略削弱的國際組織
在新冠疫情全球蔓延之際，法國 «世界報»最近刊出一系列文章，針對一些國際性的權威組織如何受中國影響進行調查分析，在4月28號刊登的文章中，介紹的是在這次疫情中，北京依靠在世衛組織中關鍵職位的支持，以及這個擁有72年歷史的聯合國下屬機構的結構性弱點來擴大其影響。
發表時間：
這篇由記者Marie Bourreau撰寫的文章開頭即點出世衛組織目前經歷着難關。新冠大流行並不是這個負責協調和指導聯合國系統全球衛生的機構經歷的第一次全球大流行，但這是其歷史上最糟糕的一次：違背其非政治化原則，對中國夥伴的殷勤，未來改革的必要性都如此之明顯，讓美法英國等幾個大國被被驚醒了，紛紛開始譴責世衛在此次大流行病中 “失敗”的管理，當然，部分也是為了掩蓋他們自己應對疫情政策的缺陷。
世衛組織真的正在窒息嗎？在這個194個會員國組成的組織功能失調之際，其成員國卻並不急於予以幫助，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才完成為冠狀病毒應急基金籌集的6.75億美元。而4月14日，美國又宣布暫停支付其5.53億美元的款項，而相比之下，中國已承諾出資5000萬美元與Covid-19戰鬥。
沒有懲罰權利的組織
瑞士日內瓦大學全球衛生研究所公共衛生教授和醫生安托萬·弗拉豪特（Antoine Flahault）譴責美國對世衛的懲罰非常“虛偽“，因為世衛組織只是一個政府間組織，對其成員國沒有制裁或脅迫權。此外，由於要保持對世界衛生組織的控制，成員國在過去十年中選擇支持自願捐款（占預算近80％）機制，專門用於指定的計畫，而非與各國GDP掛鉤的強制性捐助。
報道指出，在中國人陳馮富珍擔任總幹事（2006-2017）期間，各國拒絕增加強制性捐助的份額，儘管這樣做有可能導致大幅度削減項目，尤其是緊急衛生領域。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捐助方的比爾和梅琳達·蓋茨等私人資金和慈善基金會填補了這個空缺，因而被再次剝奪了其業務自主權。
在SARS流行之後，2006年，各國同意通過修訂《國際衛生條例》放棄部分主權，該條例確立了所有國家都必須通報的疾病清單 。從理論上講，如果發生流行病，世衛組織應成為全球應對行動的領導者。但世衛組織結構類似聯邦，依靠的是六個預算自主的區域辦事處，這些辦事處的領導人由當地的成員國任命，日內瓦總部的干預度很小。根據世衛組織網站介紹，分別是非洲，美洲，東南亞，歐洲，東地中海和系太平洋區域辦事處。
總幹事譚德賽博士
拋開這些世衛組織的結構性缺陷，從2017年7月1號，首位非洲人，且不是醫生出身的譚德賽當選總幹事以來，針對這個組織的批評主要集中在他身上。他的批評者強調他是埃塞俄比亞共產黨員，這個國家在1970年代選擇了中國式的發展路線。
他的種種表現讓人質疑他與北京的意識形態接近而成為中共的傀儡，但他的支持者不這樣想，認為他是自1948年世界衛生組織成立以來經過最民主的投票當選的，對他們來說，因此這一指控變得更加不公正。陳馮富珍任期滿後，194個會員國首次能夠在閉門投票和秘密投票中從三名候選人中進行選擇，而當選的譚德賽博士就任後曾誓言“為各國服務”。但一個專家頗具諷刺地說：“不如去掉複數，說為一國服務更恰當。”
一個有影響力的人物
該報道指出，自從譚德賽上台以來，北京的攻勢就通過“一帶一路”新絲綢之路的倡議得到了加強，該項目是中國展示其軟實力的一種手段，自然同樣也涉及到健康領域。誠然，中國只是世界衛生組織的第八大捐助國，在將近7,000名僱員中，只佔大約30名份額。但是北京設法在譚德賽周圍安置了有影響力的人物——任明輝，他是負責負責艾滋病毒/艾滋病、結核病、瘧疾和被忽視的熱帶病防控助理總幹事。此人之前擔任中國國家衛計委員會國際合作司司長。
法國國家亞洲研究局（NBR）亞太地區政策與安全問題研究人員納德格·羅蘭（NadègeRolland）分析指出，幾年來，中國成功地侵蝕了許多健康行業，利用世衛組織作為平台，與多個實體，包括實驗室，醫院，研究中心，國際計畫和基金會等簽署雙邊協議……
文章最後指出，中國不再打算僅僅是“健康外交“的參與者，它現在要準備收股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