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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托爾滕貝格:北約需向全球化發展,尤應面對中國崛起

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Jens Stoltenberg)12月29日向媒體表示,經歷了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洗禮後,北約打算提高防禦使用生物武器攻擊威脅的能力。他亦指,“隨着中國的崛起,全球力量平衡也發生了轉變。所有這些都創建了一個新的安全環境,(北約成員國)繼續需要對我們的安全性進行投資。”

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資料圖片
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資料圖片 © 路透社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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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新社記者提問稱,“目前的流行病表明,病毒會造成毀滅性的破壞。北約是否準備好可能受到類似新冠病毒的攻擊,這種可造成數十萬人死亡,並使經濟癱瘓的威脅?”斯托爾滕貝格回答說,“首先,我想說的是,科學界有一個共識,就是我們現在所面對的新冠病毒是來自天然的。它不是在實驗室里製造的病毒。但是,這當然表明了使用生物武器的危險。這些武器與化學武器一樣,已為國際法所禁止,但我們必須為使用這些武器做好準備,因為我們知道這些武器仍然存在,而且還存在着使用這些武器的風險--包括國家行為者和恐怖分子的使用。”

記者問,北約是否對此有所準備?斯托爾滕貝格說,“我們有專門對付生物製劑威脅的部隊,他們也是我們演習的一部分。但我們需要繼續加強在這方面的能力。例如,我們正在改進情報共享,以防止攻擊。“記者追問,“如果有明確的證據證明發生了類似冠狀病毒的生物武器攻擊,是否可以用常規武器或核武器進行報復?”斯托爾滕貝格回答說,“我們對使用生物武器的反應取決於它的使用方式和規模。針對英國索爾茲伯里發生的神經毒劑襲擊謝爾蓋·斯克里帕爾(Sergei Skripal)事件,北約國家在協調行動中驅逐了俄羅斯外交官。這是向俄羅斯發出的明確信息。北約沒有被禁止的武器,但我們有各種能力作出適當的反應。如果我們觸發了關於集體防禦的第5條,那麼我們就會使用我們所擁有的能力。”

記者問,“你一再強調,北約願意在當前的危機中提供幫助。在未來幾周和幾個月,疫苗物流將是一個巨大的挑戰。你認為其可能發揮作用嗎?”斯托爾滕貝格說,“當然,北約和軍方可以幫助分發疫苗。北約已經為民間抗擊病毒的努力提供了很多幫助。北約救災中心已經協調援助工作好幾個月了。在整個聯盟地區,軍方為民事衛生當局提供了支持。從運送醫療設備、人員和病人,到建立數百家野戰醫院。我們最近還向巴爾幹國家和其他盟國交付了許多呼吸機。”

近年來,我們實施了自冷戰結束以來最大規模的集體防務強化

記者問,“美國總統特朗普的任期將在1月結束。他對盟友的謾罵削弱了多少北約的力量?”斯托爾滕貝格說,“北約很強大。近年來,我們實施了自冷戰結束以來最大規模的集體防務強化。目前我們在歐洲的美軍數量比2014年還要多。我們要記住,冷戰結束後,美國在歐洲的軍事存在逐漸減少,最後一輛美軍坦克於2013年12月離開歐洲。但現在他們又回來了。美國又派來了一個整裝裝甲旅,兵力更多,裝備更多,演習更多。目前在歐洲的美軍有7萬多人,比2014年初多了6000人。”記者續指,近年來北約盟友之間出現諸多糾紛。

對此,斯托爾滕貝格回答說,“當然,我們也看到了美國和歐洲之間的分歧,比如在貿易問題上和氣候變化問題上。而關於負擔分攤和國防開支的討論也非常激烈。但好消息是,盟友們現在正在做更多的工作來平衡負擔分擔,加大投入。”記者提出,“那麼事後看來,聯盟能否感謝特朗普在防務開支上的不妥協?”他表示,“近幾十年來,所有的美國總統都在推動北約的歐洲夥伴增加國防開支。2014年,奧巴馬任美國總統,拜登任副總統決定加大投資。自2014年以來,盟國一直在增加投資--不是為了滿足美國的要求,而是因為他們認為增加投資符合他們的安全利益。我們生活在一個不可預知的世界,面臨著巨大的挑戰。”

記者問,“你認為未來的美國總統拜登是否會在新冠危機的情況下呼籲盟國進一步增加國防開支?”斯托爾滕貝格說,“拜登是北約的長期和堅定支持者,但我當然不能代表美國新一屆政府發言。我知道他過去曾呼籲歐洲盟友多花錢。如果他在擔任總統時繼續這樣做,也就不足為奇了。”記者問,“當醫療保健和擺脫經濟衰退成為當前眾多人的當務之急時,為什麼政府應該在國防上投入更多呢?”

隨着中國的崛起,全球力量平衡也發生了轉變

斯托爾滕貝格則強調,“因為導致2014年決定的安全威脅仍然存在。疫情並沒有使它們消失。他們變得更加擔憂。我們正在與俄羅斯打交道,要求我們向歐洲派駐具有核武器能力的新型巡航導彈。我們正在處理越來越複雜的網絡攻擊。然後是恐怖主義,隨着中國的崛起,全球力量平衡也發生了轉變。所有這些都創建了一個新的安全環境,繼續需要對我們的安全性進行投資。此外,自新冠病毒大流行爆發以來,我們已經看到,軍事能力在支持平民保健服務方面也極有幫助。”

記者問,“說到俄羅斯:北約實際上計畫在與俄羅斯的艱難關係中依靠威懾和對話的混合手段。但是,北約-俄羅斯理事會最近與俄羅斯進行的對話是在2019年7月舉行的,為什麼北約未能保持對話?”斯托爾滕貝格指,“對話需要雙方參與。我們邀請俄羅斯參加2020年初的北約-俄羅斯理事會會議。沒回應,但是我們的邀請仍然有效。我堅信對話,我鼓勵俄羅斯這樣做。我認為對話有助於減少事件、事故和錯誤判斷的風險,並且可以幫助建立更好的關係。”記者談到,“目前,聯盟內部的對話十分困難。美國對土耳其購買俄羅斯的S-400防空系統實施了制裁,歐盟剛剛對土耳其採取進一步的懲罰性措施,要求土耳其停止在未經許可的情況下在塞浦路斯尋找天然氣。這給北約帶來多少負擔?”

斯托爾滕貝格說,“幾十年來,北約盟友之間一直存在分歧-1956年的蘇伊士危機,1966年法國退出北約的軍事機構,1970年代塞浦路斯的事件或2003年伊拉克戰爭。盟國正在制裁另一個盟友,但是這些爭端不會阻止我們在北約作出決定。我多次向土耳其指出,俄羅斯的防空技術與北約技術不兼容。S-400防空系統無法集成到北約防空系統中。因此,這也對盟軍飛機構成威脅,因此,我歡迎土耳其與其他盟國就可能的愛國者防空系統或SAMP-T防空系統交付進行會談。”

中國不認同我們的價值觀

記者問,“一群專家最近就北約如何改善內部政治合作與協調提出了建議。接下來是什麼步驟?”斯托爾滕貝格表示,“現在,我的工作就是保持工作的順利進行。我將在下次北約峰會上為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提交提案。現在要確切地說出我的建議還為時過早。但是我只能說,我的目標是加強北約作為一個政治聯盟。我們還需要發展更全球化的方法,尤其是為了能夠面對中國的崛起。在安全形勢變化的背景下,我幾個月前提議修改北約的戰略構想。”

記者談到,對於德國來說,中國作為貿易夥伴尤其重要。對此,斯托爾滕貝格指出,“德國深知全球力量平衡的變化,中國崛起為我們的經濟體提供了增加貿易的機會以及挑戰。中國擁有全球第二大國防預算,並且正在大力投資於新型現代化能力,包括在核領域。中國不認同我們的價值觀。我們看到在香港問題上和他們如何對待少數民族。”

記者最後談到,“北約2021年將做出的最嚴肅的決定可能是計畫於2月在阿富汗開展行動。激進的伊斯蘭塔利班有望在4月底前撤出所有國際部隊。如果北約決定由於和平進程中的進展不足而不會撤出塔利班,塔利班是否有立即再次襲擊外國士兵的危險?”

斯托爾滕貝格則表示,“無論我們作出什麼決定,都存在風險。如果我們選擇離開,就有可能失去在打擊國際恐怖主義方面取得的成就。同樣重要的是,不要質疑人權、婦女和少數群體權利的成功。如果我們留下,就有可能遭受更多的戰鬥、暴力和捲入長期軍事衝突的危險。對我來說,以協調有序的方式做我們決定的事情很重要。因為這將有助於減少風險,這也是支持和平進程的最佳方法。這是一個脆弱的和平進程。不能保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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