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雷利：當俄羅斯和中國試圖重新定義術語時該怎麼辦？
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Josep Borrell）周日在慕尼黑安全會議發表演講，關注語言的政治影響。博雷利當天演講的主題是“當俄羅斯和中國試圖重新定義術語時該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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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雷利在演講中向參會者表示，我確信我們將討論各種緊迫性以及歐洲可以做些什麼：關於烏克蘭、薩赫勒、波斯尼亞或伊朗核談判。與國防部長們同在的這個小組，我相信我們還將討論（歐盟）“戰略指南針”、歐盟-北約關係等。但是，在我們開始討論這些具體問題之前，讓我先縮小一下。並分享我對我們面臨的重大意識形態挑戰的看法。冷戰結束三十年後，我們正面臨著重新定義多邊秩序核心原則的堅定努力。這場戰爭的結果將決定以聯合國、國際法和普遍權利為核心的戰後多邊“成果”能否存續。或者，這是否會被以權力為基礎的多極秩序、影響區域和相對主義的人權方法所取代。
據博雷利說，這些天來，每個人都在談論敘事之戰。兩年前，當我在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開始時使用這個詞時，我受到了批評——不僅是北京。一場關於哪種模式最適合抗擊疫情的鬥爭，後來演變成一場關於國際秩序本質的鬥爭。
據博雷利說，2月4日的俄中聯合聲明是一場長期運動的高潮。是對抗的宣言，很明顯也是修正主義宣言，檢討世界秩序的宣言。值得仔細閱讀。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指出，“俄羅斯和中國反對外部勢力破壞兩國共同周邊地區安全和穩定。”
《聯合國憲章》以“我聯合國人民同茲決心”開頭，第1條定義了“人民平等權利和自決原則”。但對俄羅斯和中國來說，國家是主權者，而不是人民。因此，他們堅稱“反對外部勢力以任何借口乾涉主權國家內政，反對‘顏色革命’。”
博雷利說，重新定義民主是他們修正主義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談論“真正的民主”。添加限定形容詞讓我們想起蘇聯時代，當時共產主義政權在佛朗哥的西班牙談論“人民民主”或“有機民主”。他們說，民主應該“因地制宜”實施。有人告訴我們，“中俄作為具有悠久歷史文化的大國，有着深厚的民主傳統，植根於數千年的發展經驗”。俄羅斯聲稱擁有數千年發展民主的經驗。
博雷利說，去年12月，拜登總統組織民主峰會時，中國發布了一份白皮書，標題很鮮明：“中國：民主行之有效”。它認為評判民主的最終標準是“是否產生結果”。因此，這不是基於人民在自由選舉中表達的同意，而是基於他們提供的結果。
博雷利稱，我認為這不是語義討論，而是政治討論。我們每天都可以看到多邊組織中如何為人權的普遍性而爭論不休。威權國家——不僅僅是俄羅斯和中國——試圖將個人權利的概念相對化，使其受到當地和文化決定的限制。
另一個前線是在聯合國和其他論壇制定的關於數據或監控軟件等新技術的標準之爭。這些標準繼續反映普世價值至關重要。毫不誇張地說，誰制定規則，誰就統治世界。
博雷利說，對於喜歡談論“布魯塞爾效應”的歐洲人，我說如果我們今天不成為開發技術的領導者，我們明天就不會成為制定技術標準的領導者。我們必須意識到不要失去這種領導地位。
備受討論的俄羅斯試圖重新定義歐洲安全秩序是這場戰鬥的另一條戰線。這是我們面臨的嚴重前線。
據博雷利指出，真正的問題是在他們面前做什麼？我看到三個軌道：
1. 我們必須為長遠做好準備，並準備好看到“技術和法律就是政治”。因此，當我們說我們要捍衛聯合國系統、歐安組織的法律和人權的普遍性時，我們必須明白，這一切都始於定義術語並維護其含義。
2. 我們必須認識到，主要目標不是西方政府或公眾，而是那些處於“搖擺州際”的人：即非洲、東南亞、拉丁美洲和中東的政府和公眾。
這不是關於“保衛西方”，而是維護共同安全和促進集體目標的共同原則。最大的問題是，什麼樣的模式將讓這些“搖擺國家”遵循，今天他們在遵循民主制度即我們的制度，還是更專制的制度之間猶豫不決。因為他們得到承諾會得到更好的結果。
民主的信息是在全球引起共鳴的信息。看看非洲晴雨表顯示，絕大多數人（70%）想要多黨民主，而且——不，尤其是——在威權統治的國家。我們需要利用對民主的廣泛支持，並與他們合作。
3. 我們需要避免看起來防守或向後看。
事實上，俄羅斯和中國想要回到19世紀的帝國之戰。俄羅斯和中國變得越來越自信，願意恢復他們過去的舊帝國。我們在21世紀向前邁進——並帶着我們在20世紀吸取的教訓。這是我們在安全和防務方面戰鬥的真實視角。
博雷利說，總而言之，聯合國和更廣泛的多邊體系有兩條腿：國家的基本平等加上對其主權的承認，以及在承認所有人類的權利的情況下追求共同目標。如果你拿走第二條腿，而只看第一條腿，那麼你就只剩下國家主權了。這將意味着剝奪我們在過去75年中取得的進展。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必須抵制這種重新定義術語的俄羅斯與中國的修正主義運動。
博雷利表示，簡而言之，是的，我們必須說權力的語言，正如你以前聽我說過的，但也要注意語言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