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是香港主權移交北京25周年。25年間，原本承諾五十年不變的高度自治已經形同虛設。 « 基本法»承諾的特首及立法會普選遙遙無期，原本的小圈子選舉不僅在“愛國者治港“口號的限定下，圈子變得更小，而且回歸等額選舉方式。今年5月，警員出身的李家超作為唯一候選人，成為香港特區第六位特首，將在7月1日走馬上任。李家超在最近五年一再開創警員出任港府問責官員的先例，凸顯北京的維穩邏輯正日漸走入這座曾經的自由港。李家超近日公布了新政府成員名單。這個新的管治團隊構成傳達哪些信息？從中可以看出港府哪些可能的政策走向？此前曾多年在香港任教、目前擔任台灣國防部下屬智庫國家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員的侍建宇先生接受本台電話採訪，介紹了他的觀察與分析。
法廣：香港新特首李家超7月1日走馬上任。最近幾天公布了新的執政團隊名單。新班子一個引入注意之處是整個團隊中有四名成員都在美國的制裁名單上。您如何理解這個港府新團隊的構成呢？
侍建宇：“這四名被美國列入制裁名單的人能夠繼續在港府擔任重要職務，說明中國並沒有想在香港問題上，向美國做任何妥協或者示弱。中國可能在一些其它議題上與美國合作，做些妥協，但不是在香港問題上。所以才會用這些人佔據高位。“
“當然，中共究竟想通過李家超這個領導班子完成什麼任務？他們當然有很多事情需要做，而且可能未來幾年也做不完。但眼前立即要做，甚至已經開始做的事情有兩件：第一是讓所有異議的聲音、反對的聲音全部閉嘴，全部噤聲。這是他們目前要做的，未來五年還會繼續做。另外一個要做的，但可能需要更長時間的事，就是從中國角度所說的所謂“去殖民化”，去除英國統治留下的殖民遺跡，尤其是重新塑造中國認同。這需要化很多時間。讓大家閉嘴，不要講話、不要發表不同意見，不管你心裡是不是與共產黨站在同一個立場，這是可以做到的，但是要改變人們的價值，改變他們對中國或中國國家的認同，則需要一段時間。“
李家超政府——北京的白手套
法廣：警員出身的李家超本人在香港政界、商界並無深厚根基，而香港經歷2014年的佔領運動、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以及2020年港版國安法的打壓，公民社會幾乎破壞殆盡，2019年底由直接普選產生的區議會成員中很多人或者被捕，或者迫於壓力而辭職。即將上任的新政府依靠什麼來推行管治呢？
侍建宇：“正如前述所說，新政府的目的是讓香港不同意見的聲音先閉嘴，並沒有想做太大的改善。李家超是警察出身，與商界或其它專業領域沒有很多涉獵，有人甚至認為他的有些學歷是假的。總而言之，從他的經歷來看，他不能做太多的改變。但這並不重要，因為他只要按照北京的意思去做就好了。他等於就是一隻白手套。“
“香港的‘一國兩制’在過去的二十多年間，可能還有一定的自治，是傳統中國所謂“以夷制夷”或者說以當地的政治精英來治理當地的方法，（港府）有一定的自主性。但是從李家超開始，這種自主性應該會逐漸消失，甚至完全消失。李家超本來自己就沒有什麼自主性，沒有自己不同的意見，沒有不同利益的糾葛，他就變成一隻白手套。“
“那當然如果回顧1980、1990年代，大家都知道，學界也有很多研究和討論， “一國兩制”下香港特區政府主要的功能其實是效忠或者去服務兩種不同勢力。一股勢力是香港本地的大商人、大企業家的利益，另外一個功能是效忠北京的中共統治權力。港府在這兩種功能的糾葛之中，很多事情既做不到，也做不好。香港必須依靠那些大商人，才能讓香港經濟繼續繁榮，中國政府標榜的“一國兩制”下的繁榮、和平、穩定的形象才可能持續。如果這些人的利益沒有被照顧到，他們隨時會把資金撤離香港。這種趨勢其實已經開始出現。所以在未來五年，如果香港政府想有所作為，就還是要照顧這些人的利益。不這樣的話，香港的經濟可能會變得更差。北京非常了解這種情況。所以，如果過去香港政府還要調和這兩邊的利益的話，未來可能就變成北京直接與香港大商人討論。李家超政府也就成為其中的一個白手套了。“
李家超新政：讓不同聲音閉嘴，重塑中國認同
法廣： 香港政權移交25周年。這25年間，甚至在主權移交之前就已經開始，香港與中國內地人員流動頻繁。最近幾年隨着社會運動，又有大批港人離開香港。隨着李家超團隊上任，現時的香港社會對中國的管治模式是否會有更大的接受度 ?
侍建宇：“這其實需要一個過程。首先需要讓這些人“躺平”，讓這些人不講話，讓他么閉嘴，不要發出不同的聲音，讓這個社會從外表看起來非常和諧。這需要做很多努力。我想，未來五年李家超主要要做的事情就是讓人們閉嘴。但閉嘴就必須要進行清洗，要在各行各業清洗。這樣的例子很多，我自己可能都是例子之一。所謂清洗就是，他們可能把你趕走，把你抓起來，可能是不讓你陞官，可能給你穿小鞋了，給你各種難堪，總而言之是要讓你閉嘴。閉嘴之後，就要塑造你的中國認同，要你覺得北京做的一切都是對的，認為中共的權威至高無上、不可以侵犯……這種中國認同塑造可能要化更長的時間，五年的時間肯定不夠，但這些已經開始進行。“
“這之後才會是（接受）中國管治方式。中國管治方式並不是說中國軍隊有多強、警察有多強，或者監控能力有多大，真正的最高準則是讓所有老百姓都認識到一個價值，那就是中共的權威不可以挑戰、不可以侵犯的。什麼都可以討論，什麼生意都可以做，可是不要討論中共執政的正當性，不要討論中共有什麼做錯了……這是一種自我審查。最高的境界是讓整個社會都懂得如何自我進行政治審查。“
“不過，這需要很長時間，可能要一代、兩代人才可能做到這一點。現在（政府）需要做的就是讓大家閉嘴，不要講話。如果順利的話，我想，未來五年內應該可以做到這一點。“
“接下來是中國認同改造。這一點，他們必須找到香港人來教導香港人，讓一批已經親中的香港人去教導那些還不親中的香港人怎樣“親中”，至少不要挑戰中共。李家超團隊中，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至少有四名官員是從立法會議員中挑選出來的。其中有個人很特別，就是擔任民政與青年事務局局長的立法會議員麥美娟。她原來從事勞工運動，是工聯會成員。民政與青年事務局就是告訴青年人如何在中共統治下，做一個好青年。關於香港青年問題從2014年雨傘運動開始就在討論，北京一直認為這是香港特區政府一直沒有做好的一件事，所以才會又有2019年的抗爭運動——這是北京方面的認知。北京不會再派一名香港的公務員或者從北京派一個港漂來做這項工作（那樣會沒有說服力），而是讓香港的親中派，讓他們告訴港人怎樣服從中共領導。所以才會有麥美娟出任這個職務。否則她根本不是公務員出身，也沒有處理青年事務的經驗，而是從事勞工運動起家的人。同樣，律政司副司長張國均也是類似情形。“
“不過，這項工作需要長期做，並不是他們一任局長、司長幾年內，就可以改變什麼。”
法廣：但高壓維穩並不能化解民生問題，侍建宇先生認為，這種管治方式將面對現實的挑戰。李家超政府很快就不得不面對實際問題，比如困擾香港多年的房屋問題，
現實的挑戰
侍建宇：“但是，我覺得，他們在讓大家閉嘴的同時，開始洗腦或者塑造中國認同的同時，還有很多實際的問題需要面對，而這一點會是這個管治班子的危機。李家超任期五年，可能未來兩三年他就會面對一些很基本的問題。這些問題自1997年至今，都沒有得到解決。我們可以舉很多例子。最簡單的一個例子就是大家一直在討論的房屋問題。中共自己都承認這是香港社會深層次的問題。說是“深層次”意思就是說不好解決。但是，一直不解決，問題就會解決嗎？！前任特首林鄭月娥曾經主管過房屋事務。2012年她離任發展局局長的時候，如果一個收入不高的人符合條件可以等待公共分配房屋的話，大概平均需要等候三年就可以輪到，可以選擇是否接受公共房居住。但到2020年、2022年林鄭月娥離任特首的時候，等候公共住房的時間已經需要六年半！說明住房情況已經惡化，變成10年前的兩倍。在這種情況之下，2019年發生社會運動、民眾對政治不滿，理由顯而易見。而且並不是只有房屋問題，還有教育、醫療、環境衛生、貧富不均等等。過去的政府沒有辦法解決好這些問題，情況還在惡化。如果現在的李家超政府只是強調讓大家閉嘴，要讓大家洗腦，而不去解決這些問題的話，過兩年，如果社會氣氛稍微有所鬆散，人們上街的理由或許不是 要求政治改革、要求普選，而是承諾的房屋在哪裡？那時候就會變得非常難看。港府是不是可以透過警察的力量、國安的力量讓大家閉嘴？我很難猜測。“
法廣：侍建宇先生指出，要解決房屋問題根本是要解決供給需求平衡問題。但地產開發商的開發經費、地產交易等在香港的GDP總值中佔有很大比例。如果港府出台的樓市調控措施損及這些地產開發商利益及信心，他們就可能從香港撤資，從而影響香港經濟。對於北京來說，倘若香港經濟變差，不僅香港喪失其原本功能，而且也給北京提出一個如何出手相救的難題。北京不同意，地產商不高興，香港政府也做不到。但無所作為，意味着問題只會持續惡化，
香港經濟優勢不再
侍建宇先生注意到，李家超團隊中有一位中國內地出生背景的成員將擔任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這是否意味着中央政府有意調整香港經濟發展模式？
侍建宇：“ 李家超班子里有一個很奇特的人物，叫孫東。是一位港漂。他在中國出生，曾在國外讀書，後來來到香港的大學裡當教授，現在被邀請、被拔擢，擔任李家超的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換句話說，將來香港的產業向哪個方向走，跟他有很大程度關係。創新科技及工業局意味着香港要另外發展一套與原來不一樣的內容。事實上從90年代末期，從1997年開始，香港的實業——製造業和一些具體的產業，逐漸空洞化，經濟重點變成服務業，無論是法律、金融、房地產、甚至港口運輸這些物流產業，都屬服務業。過去二十幾年香港基本上都是在操作服務業工作。這些服務業的客人一方面是香港本地的大商人，另外一方面是中國內地通過香港與海外做生意的那些人。當這些行業的發展目前看來已經走到極致。中國可能想把香港融入到中國南部以廣州，以珠江三角洲為區域的產業之中。所以他們這次拔擢了孫東。或許孫東與北京有特別關係，或者北京對他有一定程度的信任和了解，認為他可以有創造性的幫助香港在（粵港澳）大灣區里走出一條路。”
“但是，香港過去曾有的優勢已經不在了。香港的法制很重要，因為這是所有服務業的基礎，任何糾紛都要靠司法來解決。但是香港的司法獨立在過去兩年間，在國安法公布實施之後，基本上已經被摧毀了。這一點已經非常明顯。香港警察過去的正面形象在過去幾年的社會運動之中，已經完全被摧毀。港版國安法公布之後，人們發現，這是個凌駕於其它法律之上的法律，它的法官都是指認的，是由特定的法官進行審理，而不是輪流制（香港實行的是普通法，不是大陸法。普通法制度下，很多不同地方的法官可以輪調，核心是案例，英國的法官因此也可以來香港任職）。在這樣的情況下，法制已經在一定程度被摧毀。社會對法制還有多少信心，很難講。更不用說服務業因為疫情，因為動態清零政策，開始逐漸移出香港。從這些情況看，未來並不樂觀。中國可能有另外一套辦法，想重建香港的產業。當具體辦法還沒有推出來，我們不知道它會變成怎樣的情況。”
侍建宇先生認為，港版國安法公布實施是一個分水嶺，宣示香港不再是以前的香港，未來的香港本質上就是一座普通的中國城市。但是，除非建立像新疆模式的“再教育營”，否則，想要快速在香港達到洗腦效果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