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龍的秘籍是什麼呢？中央帝國的企業是怎樣獲得令眾人羨慕的成功？ 為什麼它們能在競爭越來越激烈的國際環境中堅持的更久？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和法廣同屬法國世界媒體集團的法國電視24台的《經濟智能對話》節目日前邀請了Sandrine Zerbib進行解答，這位在中國生活了 25 年的法國女性是《龍策略：中國企業家在不確定性中的領導策略》一書的作者之一。她的工作是給在華的西方公司提供諮詢，幫助這些企業在中國取得成功。
節目開始，主持人就中國人的經營方式和西方的經營模式是否真的有很大的不同，提出疑問？
桑德琳娜·澤爾比貝的回到是肯定的，並指出：當然有一些相同點，但是有些差異相當深刻，這些差異，都是今天的差異，但要即使把今天的中國和30年前的中國與50年或60年前的西方相比，仍然有深刻的差異。
在讀《龍策略》一書時，給人主持人印象深刻的是，在中國，有個矛盾，那就是經營企業沒有預測、沒有計畫，不會宣布說計畫在四年後佔據市場多少的份額，可是在政治層面，中共擁有五年計畫，那應該怎麼解釋這一現象呢？
就此，澤爾比貝指出即使有五年計畫，那也就是個框架，可執政黨的運作方式和企業的運作方式，也是完全不同的。對企業來說，非常重要的是保持靈活性，這很重要，可實際上千萬別相信政府也會保持靈活。因此實際上（中共）更喜歡長期遠景，同時在選擇道路上擁有絕對靈活的策略，有時為了實現長期願景而必須選擇錯誤的道路，而不是把自己關在規定明年要達到什麼程度、後年要怎麼樣的中期目標里，那將是一副枷鎖，最後是礙手礙腳失去了抓住機會的時機。
主持人笑答道，這就是鄧小平著名的摸着石頭過河理論，那麼這同樣適用於中國的私企和國企嗎？
澤爾比貝的回答是否定的，她認為真的要將兩者區分開來。因為中國的私企和國企之間存在着巨大的差異。她說：我“在書中所寫的所有內容都是與私企有關的。國營企業是另一個世界，當然他們取決於國家，它們的目標是由國家確定，還有一些規定是由國家決定，所以是完全不同的”。
那麼，書面合同的價值是什麼？因為在西方書面合同是很重要的！
對此，澤爾比貝回到說：是的在西方書面合同很重要，可在中國，（書面合同）是給商業合作雙方的關係提供了一個框架，讓項目能夠開始，然後以相同的方式合作，經營要順其自然，合同必須要具有一定的彈性，對待合同的態度一定要保持彈性，也就是說如果情況發生變化，就必須溝通，找到解決方案，如果找不到解決方案，那結局就有可能會很糟糕。澤爾比貝指出書面合同在西方擁有的那種宗教般的契約精神，在中國是沒有的。在這一點上，在實際操作中令西方人感到不安。
在書中，桑德琳娜·澤爾比貝還舉了個例子，講述了法國銷售巨頭家樂福的經歷，家樂福一開始在中國的發展勢頭非常好，那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葉，可十年之後，卻以失敗告終。
就此，她指出，外國公司在華失敗有好幾種形式，很多西方公司都失敗了，包括在行業中居領先地位的西方公司，她說：“我也說了不少有關亞馬遜（的事情）。但我認為家樂福的情況完全不同，因為它一開始的勢頭就非常好，對中國消費者來說它（家樂福）代表了一種全新地消費模式，走進家樂福商店簡直就像是進了天堂，結果就是家樂福躺在在自己的桂冠上高枕無憂，沒有繼續觀察市場、保持警惕。澤爾比貝強調：她想說的是中國私營企業家的強項之一是他們的觀察能力，家樂福沒有注意到市場的變化：這些正在逐步實現的變化，以及十分了解應如何運作的當地競爭力，而且是以種通常高高在上的態度，不光是家樂福這樣，大多數西方公司都是這樣。它們自己高枕無憂，等回過味來的時候，再進行調整當然就有些晚了，尤其是在數字化上、商城的經營模式上，鼓勵團隊的模式上 …等等等等……
那麼中國企業主要是經過觀察、複製西方企業嗎？
澤爾比貝回答稱：“是也不是，我詳細解釋一下我的想法。
觀察，那是絕對的，我對這一點非常堅持，因為我認為，這一點是所有事物的起點，觀察力在中國文化中根深蒂固。也就是說，人們認為擁有良好的觀察力是最重要的，而我們（西方）則認為必須要好好考慮清楚，這是完全不同的兩種方式，我不是批評它們，而是它們是完全不同的方式。
至於複製，是的，剛開始時是的，就拿微信來說，開始是個類似中國山寨版的瑞士軍刀，說到底微信是複製得不怎麼樣的WhatsApp仿品，而且微信的母公司——騰訊的創始人馬化騰也曾公開承認，一開始的時候必須從某處入手，開始的方法實際上就是複製，並然後進行改進、超過師傅。這一點，我認為在他們（中國人）的世界觀里、在他們的經營理念中，是沒什麼大不了的事，複製已經有的，然後改進它。
那是不是說經營中是可以不擇手段呢？
澤爾比貝的回答還是——是也不是，不過書中有關狼的篇章里是這麼寫的，而且還在是選擇狼和龍這兩種代表動物之間猶豫過，她說：在狼和龍之間進行選擇時，是稍稍的猶豫了一下，可我很高興最後選了龍，因為狼文化也許是要經歷更多的考驗，而且現如今的效果也差，所以我會說，在中國一切都還很混亂、經濟指數真的增長的時代，是的，狼文化意味着不擇手段是被允許的，並沒有什麼令人震驚的，我認為這些情況正在發生變化，因為公司已經達到了一定的成熟度，然後環境也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年輕人也一樣，他們看待問題的方式也與以往有些不同"。
針對中國對投資的司法保護方面的情況，雖然情況已經好了很多，但澤爾比貝還是指出，（中國）還沒達到（西方的）水平。而且她不肯定將會達到。因為還有別的因素，在這一點上，不是私營企業特有的，而是中國的法律結構特有的，說得清楚一點，司法獨立的概念是不存在的，而且習近平重申司法機構是為國家或共產黨服務的事實。
那這是否意味這投資中國存在很大的風險呢？澤爾比貝的回答是肯定的，但她指出也有其他能量，其他能力，她說：“在我來說是一些保障措施，比如說，需要投資人，所以就不能太過分，有些事是不能做的等等…等等……”
電視節目主持人提問指出：作為外國投資人看了書，會說（在中國投資）必須要自我調整適應，是否同意？
澤爾比貝回答說：這是顯而易見的
那是不是要複製這一系統？這種中國的方式呢？
澤爾比貝說：“我們不能完全複製它，因為我們來自一個完全不同的文化傳統，有一些東西可能會提出某些價值，我們可以擁有，另一方面，我們可以密切關注那些有效的，並自問哪些是可以在自己的企業里發揮作用？就中國來說，有必要在觀察力、在依靠這一觀察力而能與消費者近距離接觸、以及數據，來更靠近那些中國的私營企業家。
她說：“對於世界其他地方，可以借鑒的東西更少，但肯定還是有一些的。在觀察力方面，再一次強調這是最重要的，在管理團隊的方式方面，當然並非所有一切都是好的，有些根本行不通，但在這種同事、團隊、老闆之間的情感聯繫中，以及老闆可以且定期與基層，各級人員接觸，事實上，老闆和基層的接觸不是通過指令系統來進行的。所有這一切提供了一種靈活性，可以讓人借鑒。”
如果想在中國投資，開公司，那麼應該帶來西方自己的經營團隊，還是基本上招聘百分之九十五的當地僱員呢？
澤爾比貝說她覺得會超過百分之九十五，因為這種情況已經有一段時間了，而且就目前的狀況，新冠引發的關門歇業潮，今天即使是保持5％，甚至2％，也很難讓人信服，她指出：現在可能不得不考慮另一種方式來保持對中國的關注，不是簡單意義上的監控，而是從觀察上，當在中國有大筆投資或大生意時，應如何與中國保持聯繫。
主持人最後提問：中國主席習近平二十大上獲得第三次連任，那這是否意味着他會讓在中國的商業關係更緊張？
對此， 澤爾比貝說：“這不一定是第三任期的結果，我們也可以期望的是在第三個任期內，能夠調整管理得更多一點，屆時會將看到究竟會出現什麼結果，但是管理更多一點是說在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能有一定空間，可能能作為相對的制衡力量，當然，至少是在經濟層面上的，我認為在政治層面是不可能有的，但至少在經濟層面會出現拐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