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國疫情再次升溫、習近平在新政治局首次常委會重申要堅定貫徹“動態清零”，而官方隨後宣布20條放寬新冠防疫措施，如何看此時推出該“優化”措施？能否得到落實，糾正防疫頻發的亂象？經濟和社會的雙重壓力下官方為何要堅持清零防疫？是否有退出的時間表可期？本次專題，我們連線中國前資深媒體人、居住在德國的時評人長平談談他的觀察。
您能首先談談對現在出台這20條措施的看法？是否意味着中國堅持的動態清零防疫政策會出現一些改變 ?
長平：是的，這二十條措施標誌着中國清零防疫措施已經出現改變，或者說，中國的防疫政策一直都有“變”和“沒有變”，沒有改變的東西是官方一直試圖利用疫情加強對人民的控制，這一點是一直沒有改變的。而一直在變的，我們會看到，從武漢封城、上海封城、成都封城、香港封城，其實都在變化，一直都在變化之中，當時我記得上海在被嚴格封城的時候，有朋友問我，這樣要到什麼時候，我說，不可能這樣一直持續下去。後來有香港的朋友問我，不會以後和內地完全一樣吧？我當時也預測香港會放鬆放寬，不是因為多麼科學多麼理性，他們有他們的科學、他們的理性就是我稱為“專制理性”，就是在能夠更大限度的控制民眾的同時，不忘考慮它的社會效果，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不是像外界想象的考慮經濟，其實經濟損失對它來說是完全可以承受的，中國統治這七十多年的歷史中，經濟到了他們自己所說的崩潰邊緣，他們也所謂的都挺過來了，現在還遠遠沒有到那一步。它考慮最重要的還是社會穩定因素。從各地封城以來，一直都有民眾在堅持以各種形式反抗，這一塊我認為是他們考慮得最重要的因素，也是最終起到決定作用的因素。
尤其是7月13日20大召開前夕，在嚴防死守的北京有一位抗議者，儘管精心準備，在北京四通橋上展開巨幅標語，並以高音喇叭和衝天的濃煙，進行了一場影響巨大的抗議。這位勇敢的抗議者，他在網絡上留下的名字叫彭立發或彭載舟， 他的抗議和他散發在網絡上的闡釋和動員文字，引起了全球性的迴響，裡面就提到、也就是在中國人中產生最直接回應的就是，“不要核酸要吃飯，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謊言要尊嚴”，這幾句話， 包括“不做奴才做公民”，直接把矛頭指向他稱為獨裁國賊的習近平，這可以說對當局、對習近平本人的衝擊是非常大的。我們從蘋果手機最近把一個傳播分享文件的功能隔空投射功能都對中國用戶限制，可以看出影響是非常大的。這是非常大的一個反抗活動，我想也包括在這之前之後民眾以各種形式，包括在微信上的抱怨，包括盡量說出真相，以及由各種搖滾、諷刺等等形式發出的反抗的聲音，也是當局最終考慮放鬆一些控制的重要的原因。
官方此次提出要糾正防疫“一刀切”和“層層加碼”，您認為這些措施能否落實、起到改善清零防疫政策實施的效果嗎？
長平：這只是官方的文字遊戲，在這種權力結構和治理模式下，任何政策一旦出台一定是“一刀切”和“層層加碼”的，因為這是官員不對民眾負責、只對上級負責，那他一直要所謂堅決落實上面的政策，這一定會是“一刀切”和“層層加碼”的作用。但現在上面出現對防疫控制的鬆動，其實這也是一種一刀切，落實的過程也有可能層層加碼，但是它可能是另一個作用的，暫時看，對民眾來說，可能是好的效果。從這個意義來說，我預測它會在各地起到一些鬆動的作用。
中國自疫情以來一直堅持嚴格的防疫措施，但仍未能阻止疫情的不斷蔓延，最近以來日增本土感染已經突破半年以來的新高，您怎樣看中國的防疫？官方為什麼仍要堅持清零防疫政策？
長平：我先說防疫現狀，中國的防疫政策其實官方非常清楚，特別是到後來，世界各國都有了足夠的防疫經驗的時候，那其實就是兩點：一個是適當的防控措施，第二是施打疫苗，因為醫學是無國界的。在實踐中證明更有效的疫苗是西方能夠放鬆防疫措施一個非常重要的前提。但是中國政府把主要的精力都用來控制人民，對推廣疫苗沒有興趣，包括對可能發生重症危險的老年人，或者由基礎班的那些脆弱人群，甚至對推廣自己的國產疫苗都沒有興趣，這是非常令人遺憾的。那到現在為止，根據新聞德國總理肖爾茨訪華之後，只是說，中國答應只對在中國的外國人使用西方疫苗，所以中國放開之後的確還是由疫情擴散的風險，甚至會有重症和死亡的 風險，這種情況下政府應該加緊推廣疫苗，那二十條出台措施中已經提到了要推廣疫苗，這個是好事情。但是顯然仍然出於政治原因拒絕被證明更加有效的西方疫苗，這是一種專制政治對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完全不負責任的政治行為。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官方到現在為止一直樂此不疲的核酸檢測、封城和隔離是在沒有科學依據支持的前提下的一種所謂的防疫政策，它甚至都不是與西方不一樣的防疫政策，而是屬於軟禁和關押民眾的政治遊戲。
那再說為什麼官方要堅持這樣的防疫政策。是不是他們就是像外界所說的“愚不可及”呢？其實不是，我曾經提出專制者有專制者的專制理性，這個專制理性是什麼？就是他們並不像西方一些學者或者媒體認為的那樣，中國的經濟弱了，人民貧窮了，政府利益就受損了，這中間有一些關聯，但實際上並不是那樣。專制者就像朝鮮那樣，其本質上是一樣的，第一他們並不是沒有理性的瘋子，第二他們其實是高度務實、精於算計，這個算計並不是國富民強，而是其政權的穩定。西方學者司空見慣的一個錯誤就是，接受被內化了的中共洗腦宣傳，把中共統治集團的利益和中國的國家利益混為一談。我剛才說這兩者從表面看是有一致性，但其實從專制體制的內部看，就像商鞅提出的，在很多時候是“民弱則國強”，他的國是指的統治者，“民強則國弱”，就是他更方便統治，所以雖然從表面看中國強大了，統治者就更有合法性、更有權力，但是事實上我們看中共統治中國七十多年的歷史中，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在通過弱化國家利益來強化統治權力。這就是他們明明知道控制疫情最好的方式是推廣疫苗，但是他們寧可選擇進行核酸檢測、封城和隔離。
您如何看之前包括胡錫進、周小平等人對防疫的發聲？是否反映了內部存在意見分歧？
長平：我並不這樣認為，就是從決策權力來看，他們遠遠不是內部人士，他們只是通過一些信息揣測上虞的一些宣傳人士、或者是自己想做宣傳人士，網民稱他們為溜須拍馬、或者叼飛盤等等。這件事情上我認為第一，正如很多網民指出的，是周小平等人他們個人利益可能在封控政策下有所損失，第二是他們從一些渠道揣測到上面有鬆動的可能，於是他們就提前扮演反對者，這是中共六四後媒體宣傳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話術、或者說是一個策略，就是我把它稱之為“去正義化教育”，或者“去正義化宣傳”，這種宣傳模式從“人民日報”的偽君子說教，轉變成“環球時報”式的真小人勸導。也就是從假大空的說教，過度到所謂的“接地氣”人情味，其實以胡錫進為主的這些新的宣傳者，一直在扮演這樣的角色。他們灌輸了一種觀念，讓人們覺得不僅人民日報式的假大空的說教式不真實的，而且西方媒體或者西方政客提到的那些民主自由人權等這些詞，也是假的。只有他們說的“天下烏鴉一般黑”、人人都有腐敗的可能，要理解官員的腐敗等，就是從這些真小人的角度出發分析的東西才是真實的、有人情味的。所以胡錫進一有機會就在扮演這樣的角色。周小平，我個人認為他是兩種情況，一是個人利益受損，可能有真抱怨，第二他其實也在搶這個機會扮演“接地氣”、了解理解和支持民意的角色，可能為他們以後更好的忽悠民眾打下一點基礎。
那最終清零防疫何時能夠退出？其實在二十大後就有很多猜測，並有不同的時間表，您是怎麼預期，中國會在何時、以何種方式退出清零政策？
長平：在我看來這個問題是動態化的。中共做出決定，正如我前面分析的有它的專制理性，那這個專制理性要做出改變的決定取決於兩個因素，一個四國內民眾的抗爭，包括從抱怨到四通橋抗議這樣的抗爭話語和行動，讓統治者覺得統治受到威脅，或者是在他們的話語中叫“社會穩定受到威脅”，第二是國際壓力，國際經貿往來的壓力，對政治的監督和批評壓力，因為它涉及到人權，再一個就是國際組織，尤其是世界衛生組織從衛生健康和醫學的角度給他施加的輿論壓力。在這一點上，世衛組織從武漢疫情爆發以來，一直是失職的，甚至是配合人權侵害的這樣一種作為，在後期，世衛組織略微做了一些更正，應該說他們後期對疫情的科學的解釋，對中國政府也是有壓力的。所以中國的清零防疫政策到底什麼時候完全結束，或者以何種方式退出，取決於這幾個方面的壓力，而不是統治者的良心。
感謝長平先生接受法廣的採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