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將結束的2022年，是十分動蕩的一年。國際局勢充滿變數和不確定性：新冠疫情爆發三年、俄羅斯發動對烏戰爭改變世界格局、歐洲出現能源危機、美國陷入通貨膨脹，中國則處於經濟停頓。。。從年初北京冬奧會：中俄結盟；到中美關係激化：兩國在台灣問題上齟齬不斷，貿易大戰尚未停止，芯片之戰又硝煙四起；多位曾在國際舞台或與中國關係問題上起到過重要作用的元首級人物去世，似乎標誌着一個重大時代的結束。我們請紐約市立大學研究生中心政治學教授夏明先生就2022年國際外交上的幾件大事闡述一下他的看法。
法廣：2022年年初，冬奧會在北京舉行，在絕大多數西方國家抵制的情況下，俄羅斯總統普京出席了開幕式，作為為數不多的外國國家元首，普京給足了中國面子。兩國首腦舉行了會晤並簽署聯合聲明。請談談，中俄的結盟對世界格局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夏明：是，如果我們看看習近平，他的外交格局，基本上還是把中俄的結盟作為他的整個外交的主要的構架。尤其在今年二月的北京冬奧會上，普京跟習近平在大國的關係上，在國際舞台上，展現出了他們兩個情同手足，是一種鐵桿兄弟。我們以為烏克蘭戰爭進行了已經十來個月，可能習近平不再會跟普京繼續地拉近，而是保持一定的距離。但是最近你看，習近平又說：普京還是我最好的朋友。這句話，習近平以前說過，而且他還說：我跟普京的性格是非常相似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對普京和習近平兩個人來說，他們樂於為對方站台、非常讚許，而且相互需要對方的支持。所以中俄關係跟普習關係是緊密的聯繫在一起的。
當我們在說到中俄結盟的問題，當然中俄沒有簽訂像以前中蘇的這麼一個正式結盟的條約。但是事實上來說，中俄在協調-在重大問題上，尤其在聯合國的安理會上-都是在協調，事實上是一種結盟關係。這種結盟，對世界格局到底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我認為，當然對世界的整個進步、對全球化的深化是有破壞作用。所以全球化今天陷於停頓，很大的程度上是中俄主要努力的結果。因為在過去的三十年，俄國作為全球化的最大的失意者，其實不斷在破壞全球化，尤其想搞黃東亞跟北美、跟西歐在全球化過程中獲得的利好。另外一個，就是中國在整個過程中，其實堅持了許多的反民主、反對市場化、反人權的各種的做法，使世界在進步的和全球化的過程中，也受到了這種挫折。所以我認為，中俄的結盟對世界格局來說，當然是一個負面的、非常反動的這麼一個作用。
另外，在過去的一百年-甚至近兩百年-的歷史發展的過程中，大國之間的關係，有一種主要的海權跟陸權的較量。因為陸權以德國到俄國這邊，作為主要的歐亞大陸的心臟地帶，跟海權英、美、日本的崛起形成了這麼一種挑戰。今天中國跟俄國在歐亞大陸結盟，尤其是以上海合作組織結盟，再帶動其他的、包括像伊朗、現在有土耳其這邊的國家、還有巴基斯坦、哈薩克斯坦這些斯坦國家，當然就形成了一個陸權的歐亞大陸的這麼一個心臟地帶中心。他們在對抗一個海權，這個海權，主要是西方民主國家為聯盟的、形成了一個海洋的外圈。所以世界的結構，因為有中俄的結盟，尤其是跟西方民主聯盟的各種對抗，世界的整個格局-我把它叫成一種百吉餅的結構-，就是中心是上海合作組織為主要的這些國家，外圍就是西方國家的聯盟。這種較量，其實終結在冷戰結束以後的整個全球化的大國的合作，破壞了全球化當時需要的這種大國之間的信任，它們能夠營造的冷戰以後的和平，都遭到了破壞。所以今天世界上的各個國際組織也都處於一種非常被削弱、甚至是癱瘓的狀態。現在在這麼多重大危機的發生過程中，基本上很難聽到聯合國或者聯合國安理會的聲音了。這是中俄結盟對世界格局產生的一個非常大的負面影響，是人類進步的一個倒退。
最後一個影響是：讓第三世界國家遭殃，因為無論是烏克蘭戰爭，還是中國這邊對新冠疫情的管理不善，給全球帶來的災難，其實就是窮國，現在不僅是災難遭殃的問題，它們是要面臨饑餓，要餓死的問題，所以現在饑荒在許多的第三世界國家已經出現。我們可以預估未來的幾年全球面臨的危機，首先是第三世界窮國遭殃，甚至會帶來大面積的生命的喪失。這些恐怕是中俄的結盟和它們的許多的政策給全球格局產生的重大的影響，尤其是許多負面的影響。
法廣：2022年，全球多位知名的政治家或元首級人物先後去世，包括日本前首相安倍，蘇聯最後一任領導人、被視為20世紀下半葉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戈爾巴喬夫，以及英國史上在位時間最長的君主伊麗莎白二世和中共前總書記江澤民。這些元首級人物的逝世，對充滿不確定性的當代世界，留下怎樣的啟示和挑戰？
夏明：是，我們看到在冷戰結束以後，世界能夠進入到全球化的合作，各個大國之間能夠建立比較好的合作關係，其實跟我們剛才提到的這四位領導人，當然多多少少都是有些關係的。這四位領導人跟中國帶來了各自不同的影響。
首先，戈爾巴喬夫，他使得蘇聯的共產主義、蘇聯這個國家本身在蘇聯的終結，使得整個蘇東共產主義體系最後崩潰。也就是說，作為世界上第一個建立共產主義的國家-蘇聯的崩潰，蘇東共產主義的最後的瓦解，宣布了共產主義是沒有未來的。所以這點對中國的衝擊、影響也都會非常大。中國無論在處理跟俄國的關係或者跟西方的關係，它其實都是像一種非常被動的狀態，這種被動，是因為他們永遠沒辦法正確地處理戈爾巴喬夫留下的各種遺產。
另外，如果我們看英國女王。英國女王，她的最重要的跟中國的關係，當然是在於中英關係的處理，尤其是對香港的問題。香港的主權最後能夠和平的回歸到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英關係的整個發展在80年代、直到香港回歸的前幾年，都還是比較順利的。中英兩國也還是有比較好的合作關係。但是到了21世紀以後，所謂的“一國兩制”逐漸逐漸的開始崩潰。最後到了2008年以後，中英關係變得越來越開始惡化，尤其是2018年、2019年導致整個中英的關係陷入一種非常對立的狀態。所以我覺得這些使得中國在尊重國際條約的問題上，喪失了它的信譽度。如果中英處理香港的國際條約，而且在聯合國備案，中國政府完全可以不支持、不遵守，甚至一手把“一國兩制”，其實最後把它給變成廢紙。英國女王的去世，尤其是中國領導人、像王岐山，在整個儀葬禮式上的出席，而且唯一的三個中國的代表都是帶上口罩的，讓中國在整個這個重大的國際外交場合變成異數，那我覺得英國女皇的去世，凸顯了中國在國際文明世界裡邊的孤立。
我們再講講安倍。我覺得安倍非常有意思就在於：安倍在他在任的時候，以他名字命名的成就，就叫“安倍經濟學”。安倍也是在日本歷史上任期非常長的一個首相，他的任期應該是突破了二戰以後任何一位首相的。他的經濟遺產、跟他的政治遺產相比，其實並沒有他的政治遺產更重要。而他的政治遺產、尤其是他關於地緣政治的分析，關於中國對日本的威脅，成為他死後放大了傳遞出去的非常大的一個信號。今天的日本的首相岸田，其實就繼承了安倍的地緣政治的遺產。所以在日本，無論要回到正常國家、或者加強它的軍事、或者它在軍事上能夠作為一個國家迎接中國的挑戰，都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其實都是安倍的政治遺產。所以我覺得這些領導人，在對中國的關係上都有非常大的影響。
最後，我們看中國自己的領導人-江澤民。江澤民的功過、是非都非常清楚。他的“功”、尤其是他提出“三個代表”，試圖想把中國新出現的-無論是資本家、私營企業家-納入到中國的政府的體制內、進入到黨內，同時在共產黨執政的過程中，能夠緩和這種階級矛盾，能夠用功利主義的方式，使得中國進入到一個比較正常的方向。甚至他也跟一些社會民主主義的東西進行了調情。但是，最後你可以發現，江澤民在整個中國的轉型過程中，最後還是邁不過共產黨一黨獨裁的這個坎兒。最後他也是受到權力的影響，不斷地攬權，想控制中國的未來。最後在整個權力的暗箱操作過程中，把習近平送上了大位。而今天習近平，其實把江澤民過去給中國人帶來的許多的積極的進步，都通通給毀掉。
如果我們反思這些領導人，我們可以看到，其實在整個冷戰結束後的幾十年，中國跟這些國家，通過了非常艱苦的努力改善了關係、建立了信任，而許多的國家跟中國都是比較親善的關係。但是你最後會發現，無論是安倍、或者是英國女王，最後他們對中國的態度越來越失望，變得越來越強硬。 而他們留下的遺產，使得在西方國家、甚至在全球都會發現：對華強硬派的領導人的崛起。這個應該讓我們值得討論，尤其是中國應該值得反思。所以我們看到這些領導人的去世，讓我們也應該思考另外一個問題，就是：我們需要什麼樣的領導人？這些領導人，當然許多都是才華橫溢的，但是更重要的，他們也都是有信念的。而這個信念是跟歷史進步掛靠在一起的。所以我覺得他/她不僅僅是靠勤奮的問題，他/她還有信念的指引。而這個信念跟歷史進步連在一起，作為這四位領導人，我們看他們的功過、評價的話，對中國領導人也是一個值得照的一面鏡子。他/她的信念跟歷史進步是連在一起。這恐怕給當下的中國、尤其是給當下中國領導人留下了非常大的挑戰。
法廣：2022年，中美兩個超級大國的博弈不斷加劇，爭奪霸權的較量在各個層面展開，各自也將擴展自身影響力的觸角伸向世界的各個角落，您如何評判這場戰略競爭？
夏明：是，我一直覺得在過去的40年，全球化的興起、冷戰以後，到後來新觀疫情的出現、中美貿易戰、到全球化突然的受挫-並不是完全終結，但是現在在調試-。新的一輪全球化什麼時候回來？我們還要等待，但是，我們從整個40年的長程來看，其實西方國家對中國-無論是中國的領導人、還是中國的企業家、或者是知識分子-都還是進行的一種比較長的、通過交流、通過開放、通過接觸，試圖也會想培養中國各級的人才，能夠理解和擁抱世界上的各種重要的制度和價值觀。但是，西方國家基本上處於一種失望。也就是說，過去對中國的這種妄想，今天基本上是完全失望了。所以美國今天給中國展開的各種的戰略競爭，用習近平的話來說，習近平當然認為，這種競爭壓力的是非常大的。他把它叫做是“極限的施壓”，他試着把它叫成一種“敲詐”、“遏制”，要對“我們進行一種封鎖”。所以這種戰略競爭是非常的尖銳的一種較量。這種較量涉及得非常廣，在美國目前跟中國的較量，從經濟關係，其實走向了更多的戰略地緣、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也就是說，中美的這個冷戰早已經開打了。
而美國現在在用它主要的幾個手段在對中國施壓，現在用的比較多的是技術手段。技術手段，以前是不許中國輕易地獲得美國的技術，也就是說，不許中國所謂的“偷盜技術“或“產權保護”等等。後來也不許中國輕易地在美國進行融資，或者是收購、併購或者在資本市場投資，獲得各種資本、或者是技術。今天轉移到更深的一個層面，現在美國已經開始對美國的公司進行一種管控，也就是說，不許美國公司向中國去進行投資、或者進行技術合作。這種對中國的壓力其實在增加。另外美國在人才上，其實也在對中國施加壓力。不僅中美人才交流遇到了許多障礙，不僅中國的高端人才，要在美國獲得技術、醫學或者科學等各方面的學位，現在越來越難，而且美國也給美籍華人下了一個哀的美敦書。也就是說，如果你要給中國去工作，要回中國去，那你就等於放棄了美國的國籍。不許給中國的這些企業工作。所以人才較量是非常的激烈的。而美國作為一個能夠吸引全世界人才的一個國家，這種對中國的人才的較量，壓力會非常大。
另外一個，就是美國跟中國其實在進行很大的一個金融權力的較量，就是美元的霸權，怎樣面對中國的人民幣的試圖想挑戰。人民幣試圖想擺脫它的被動的地位。但是，在過去的三年的新冠疫情的過程中，其實人民幣在整個世界經濟中，在貿易中占的比例並沒有增加，相反其實還在有點萎縮。因為人民幣占的比例，從來就沒有超過5%。所以對當下美元在不斷地升值，人民幣在出現壓力，在貶值的情況下，中美的競爭其實很大的程度上進入到了更深的、經濟的、金融的領域。而金融貨幣，如果出現各種的大的變動的話，如果我們看到80年代的債務危機和90年代的亞洲金融風暴，那我覺得對中國的衝擊會很大。
當下中美兩國當然希望能夠緩和-或者用美國的話來說，希望找到護欄，不要進入到熱戰。在11月份的巴厘島的二十國集團首腦會議上，美國總統跟習近平都進行了直接的見面。兩國領導人也都試圖想使得中美的關係能有所緩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現在也在準備訪華。這些當然都會影響中美的關係。
但是中國現在出現了一種不確定的號角，你不知道它到底想走向什麼方向。就像最近習近平在沙特訪問，認為可以趁虛而入，能夠排擠美國的影響、或者能夠施展中國的影響。但是在處理問題上都遇到了許多的挫折。
另外，中國現在把所謂的戰狼外交逐漸逐漸地在放低調，更多的是在展現它的新的一個中國魅力。所以人們就在問：是不是中國的魅力再次要出行了？但是我認為，這有非常大的困難，因為中國在過去的40年中，其實錯過了-或者是浪費了-許多的機會，使得全世界、尤其是西方國家，針對中國在市場自由化、在民主國家的建設上、在尊重人權上都非常的失望。所以我認為，西方國家短期要改變對中國的看法，如果中國沒有做出像鄧小平當時的各種努力、或者做出像江澤民在西方國家的各種努力，如果沒有這種大的努力和轉變的話，第三次西方國家要對中國進行信任的話，困難度要大很多。
最後如果要看中美的戰略競爭，其實也提醒了中國人，因為在過去的許多的關係上，包括我們的訪談中，我們談的都是大的問題。中國人很多都覺得，這些都是無關緊要的：什麼市場民主、什麼自由化，國家的民主或者人權。。。覺得這些東西都是可有可無的。其實美國跟中國的戰略競爭，關注的就是中國的市場能不能走向自由化，中國今天的私營企業家，其實他們應該能夠領會到：沒有市場的自由化的話，中國的經濟或中國的企業家是沒有前途的。另外我們也可以看到，當美國不斷地向中國施壓，要求中國能夠走向部分的民主，許多中國的對官方信任不移的人，認為民主不能當飯食。但是今天你可以看到：當中國的經濟陷入很多的深層的危機，民主真的能當飯食。最後，當西方國家在不斷地向中國施壓，要求中國改善人權，但是中國的許多的得利階層對少數民族比如，新疆或者藏人，他們的人權可以漠視，或者對中國的農村，尤其是農村的留守的兒童或者婦女，以及農民工，他們的人權可以漠視。但其實今天，當我們看到中國在整個三年應對疫情的過程中，無論是它收、還是它放，其實都沒有把個人的生命價值真正的放到第一位，而變成了領導人奪權、篡位、甚至踢開憲法的犧牲品。其實今天中國人也應該認識到：一個政權，如果它連人權都不關心的話，它怎麼可能關心你個人的生死？
中美的戰略競爭，美國說的很清楚，我們不是跟中國人競爭，我們不是反對中國。現在美國新當選的國會成立了一個中國威脅的專門委員會，新任的主席威斯康星州的眾議員加拉格爾（Mike Gallagher）他就說：中國共產黨是我們的敵人，我們就一定要有更強硬的政策來應對這些。我覺得中國的老百姓也應該明白，其實中美關係的許多的競爭，不是針對中國人、也不是針對所謂的中國的崛起，其實更多的是針對中國共產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