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既是法國與德國兩國簽署愛麗舍條約、達成重大和解的第60周年，也是23年以來法國總統第一次對德國進行國事訪問的年份。在新作《夜晚，當我想起德國 - 大使回憶錄》（Quand je pense à l’Allemagne, la nuit. Mémoires d’un ambassadeur）於今年春天出版後，“法蘭西大使”終身榮譽獲得者馬騰接受法國國際廣播電台的專訪，我們在本期節目當中，繼續向您介紹馬騰訪談當中的重點內容：法德關係，蘇聯和俄羅斯。
今年78歲的馬騰（Claude Martin）是一名職業外交官，享“法蘭西大使”終身榮譽。他在1990年到1993年之間任法國駐中國大使，1999年至2007年間任法國駐德國大使。他曾在法國多所名校學習，包括在法國國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學習中文和俄語，在職業生涯中見證過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初始，參與推動法中兩國的第一批重大合作項目，涵蓋核能、石油、鐵路與航空等。九十年代起他任法國駐華大使，見證了因法國對台軍售等風波之後，法中關係的日趨平穩。在歐洲事務方面，他曾深度參與過眾多重要事件，例如七十年代英國加入歐共體的談判、八十年代以法國常駐歐共體副代表的身份負責建立歐洲內部大型市場、預算與農業談判、九十年代結束駐華大使工作後代表法國參與歐盟東擴的起草、參與和俄羅斯的合作談判等。
在他的新書《夜晚，當我想起德國 - 大使回憶錄》（Quand je pense à l’Allemagne, la nuit. Mémoires d’un ambassadeur）當中，馬騰對基於外交官職業生涯期間所親歷的種種，對法德關係、法德與歐盟的關係等做了極為詳盡的分析。我們在本期節目當中，繼續向您介紹馬騰訪談當中的重點內容：法德關係，蘇聯和俄羅斯。
馬騰曾這樣形容德國和俄羅斯：這兩個國家就好像是兩塊相吸的磁鐵。他表示：“我很早就對德國產生了興趣，也很早就對俄羅斯產生了興趣。我在法國國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學習過俄語，一直對俄羅斯文化着迷。我想說，俄羅斯在歐洲，特別是在歐洲的靈魂中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安娜·卡列尼娜》對我來說毫無疑問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小說，儘管我也非常喜歡巴爾紮克，也非常喜歡司湯達。《戰爭與和平》也很偉大。我認為，俄羅斯始終就在那裡，德國也深受其影響。不過幾個世紀以來，特別是自 19 世紀以來，我們一直都在研究一個問題，那就是：法國和德國是否就俄羅斯意見一致？是否與俄羅斯意見一致？是否就俄羅斯問題持相反意見，是否彼此反對，或者在法國、德國、俄羅斯之間有一種三角形的和諧關係？托克維爾曾經強烈呼籲法德聯手對抗俄羅斯，他說，未來的危險將來自俄羅斯，因此法國必須要和德國聯手。不過，歷史為我們展現的是相反的一幅畫卷，19世紀末20世紀初，法國和俄羅斯進行了結盟，這一強大的聯盟對抗的不是別人，正是德國。第一次世界大戰就在這樣的背景下打響了，可以說一戰源自俄羅斯，源自俄羅斯與德國的關係”。
“今天，這些都已成為過去，我們所需要的是確保我們能夠與俄羅斯建立正常的關係，歐洲和俄羅斯能夠建立正常的關係。曾經有那麼一段時間，歐洲考慮過把俄羅斯納入自己的懷抱。俄羅斯對於歐洲來說不能算是天然的內部成員，因為俄羅斯一大部分領土都在歐洲之外。無論如何，歐洲和俄羅斯都需要保持一種關係，能夠讓兩者進行合作。我現在不願對未來進行任何前瞻，因為未來是非常動蕩的，無法進行預測。我只是感到很遺憾，因為俄羅斯向烏克蘭發動了攻擊，因為歐洲在當今依舊爆發了戰爭，這令人恐懼。最重要的是，俄羅斯不應分裂歐洲，法國和德國應該對這些事持有共同的反應，做出共同的分析。我非常理解歐洲東部新近加入歐盟大家庭的那些蘇聯前加盟國的反應，這些國家對於俄羅斯抱有極大的恐懼，我認為我們必須對這種恐懼加以理解。這些東歐國家對俄羅斯的恐懼深入骨髓，同時對安全的需求極大。那麼現在問題來了，我們，也就是說法國和德國，我們有着世界性的雄心壯志，我們想要在世界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我們想要塑造一個偉大的歐洲。想要做到這一點，我們就需要合作夥伴。我們有美國，美國很顯然是我們歐洲尊貴的夥伴國；我們還有中國，雖然我們作為歐洲整體，一直很難確定共同對華政策，但中國的確也是我們的夥伴國；我們還需要確定歐洲共同對俄政策，尤其這場可怕的戰爭結束之後，我們必須出台共同對俄政策。到時，法國和德國必須達成均衡的對俄政策，兼顧睦鄰友好、東歐國家安全顧慮、歐洲整體安全等這些元素之間的平衡”。
“說到平衡，人們有時候會很遺憾地認為，鐵幕倒塌，蘇聯解體之後，西歐、美國、俄羅斯之間曾經達成過某種平衡點，而之後歐盟東擴，納入了波蘭，波羅的海國家等等，這些造成了一些問題。上述這些東歐國家繼續對俄羅斯抱有極大的恐懼，然而我們不應該在舊的鐵幕倒塌之後，重新築起一堵新的鐵幕 ，去孤立俄羅斯。很遺憾，我們沒能做到這一點”。
“構建歐洲的出發點，首先就是讓法國和德國能夠和睦相處。這是構建歐盟的出發點，也是讓·莫奈、羅伯特·舒曼、戴高樂將軍和阿登納等人推動的歐盟原型的初衷。法國和德國之間並不是愛情，甚至並不總是互相喜愛，雙方對比發起過難以計數的戰爭。而且萊茵河是一條天然的界河，它兩岸的風土人情截然不同，比比利牛斯山起到的文化邊界效果更加明顯。所以，讓這樣的兩個國家合作，是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歐洲計畫的核心。人們當時想着讓法德兩國能夠在經濟上達成某種程度的團結，之後還可以在政治上達成某種程度的團結。之後，在法國和德國的周圍，加上比利時，荷蘭，盧森堡，意大利。這就是歐洲計畫的初始樣貌：在法國和德國這個核心的周圍，添加幾個國家，讓這些國家進行合作。歐盟這六個元老國家當時聚在一起討論是很容易的，因為只有六國，而且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這六個國家之間進行交流，基本上不需要請翻譯，這曾經是一個非常有效率的圈子，有着共通的歐洲精神，共同的歐洲靈魂”。
“之後，這個歐洲圈子擴大了，事情就沒有那麼簡單了。其實歐盟擴大的出發點是很好的，因為人們認為，如果法國和德國這樣迥異的國家都能夠坐下來合作，那麼如果我們再添加幾個其他的國家進來，就算它們很不一樣，也一定能像法德兩國一樣，達成共識，共同做事。正是因為法國和德國成功地合作了，人們才覺得，這個歐洲圈子可以繼續擴大。抱着這樣的心態，歐洲圈子直到2004年都還是井然有序的。當時歐洲圈子共有15個成員國，這15個國家仍然可以圍在一張桌子周圍進行交流。當時已經有一些語言造成了一些困難，比如說芬蘭語，芬蘭語和其他歐洲語言完全不是一碼事。不過，鑒於所有成員國都有着共同的歐洲精神，交流起來其實也沒有那麼難”。
“再之後，2004年，歐洲圈子突然一口氣接納了13個國家。這些國家無論是從古代歷史，還是從近代歷史上來看，都非常不同。有的甚至還帶着新鮮的歷史遺留傷疤。還有一點，這次歐洲接受了很多小國。初始階段的歐洲圈子當中，有三個大國，法國，德國和意大利，以及三個小國：比利時，荷蘭與盧森堡。在我看來，這個組合是非常完美的，因為在國家的大小，數量上面達成了一種平衡，有人帶頭領導，也有小國帶來的特別謹慎之處和對小國的照顧。而且很多情況下，小國能夠起到非常神奇的調停，斡旋作用。不過，這也帶來了一些不便之處。比如說，拉脫維亞，立陶宛和愛沙尼亞，這幾個國家有多少人口？一兩百萬，三百萬左右。馬耳他有多少人口？40萬左右。這個數字放在法國也就是盧瓦爾省的人口數量。讓這些人口數字差異巨大的國家坐在一起，我們不難想象到，它們的關注點絕對不可能是一樣的。這不是在否認人口小國的關注點，也不是說這些人口小國不如人口大國重要，而是說，它們的體量決定了它們註定不會面臨同樣的問題，不會擁有同樣的國際戰略視野，它們註定不會有同等的工業能力，國防能力，科研能力。而當所有這些國家在以上這些領域差異巨大的時候，它們就很難達成一致了”。
“值得注意的是，和法國國民議會的發言機制、決策機制不同，人口體量迥異的這些國家在歐洲決策機制當中的權重是相同的。這就導致歐洲會議上，經常會出現多個人口小國發言時間的總和比法國或者德國還要久，且這些人口小國往往在許多問題上都擁有不同的看法。在我看來，這種分配機制是不妥且令人震驚的。當然，我們要當心不忽視人口小國的聲音；但同時我們也不能為了不忽視這些人口小國，就轉而忽視大國的聲音”。
“這個歐洲機制當中，法國和德國也存在均衡的問題。人們都說，法國和德國是一對兒，但如果是一對兒，就應該擁有同樣的價值觀，有着同樣的重要性，同樣被傾聽。但如今，無論我們願意正視這個問題與否，德國的經濟都比我們要更強大。法國和德國之間已經喪失了均衡性。除非我們法國重振自己，進行現代化，與德國重新達到對等關係，否則法德均衡點就不會出現。我在德國生活了九年，我看到德國是如何進行改革的，尤其是在施羅德政府期間的改革。儘管德國人不喜歡他，儘管他的確有這樣那樣不被人所喜愛的點，尤其是他和俄羅斯的關係也很成問題，但這不妨礙他是一個偉大的總理，也並未妨礙他對德國進行了革新。而法國呢，我們一直在延遲，推後…以至於這已經構成了法德關係當中的一個很大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