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莫爾在勾畫烏托邦時，藉助他假託的講述者拉斐爾·希斯拉德之口，表明了他從道不從君的信念。他以為，一個能夠設想美好社會的人，必須擁有獨立的人格和堅定的道德理想。身為國家重臣，首要的責任是向君王提供良好的建議，而不是當一個諂媚君王的弄臣。
問：莫爾似乎對為臣之道有自己獨特的看法？
答：是的。這就是我們在前面講過的那個原則，從道不從君。莫爾在亨利八世一朝可謂權傾一時。他做過首席大法官和禦前大臣，可謂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但他堅持原則，不逢君之惡，從容赴死，當時被人廣為讚頌。愛拉斯謨知道莫爾被殺之後曾說，“我與莫爾是一體的，他死了，我感覺我的生命也已終結”。莫爾在《烏托邦》一書的開頭，借拉斐爾之口，表明他的為臣之道。他闡明的一個重要原則，就是身為國家重臣，要把握好臣奉和侍奉這兩者的區別。所謂臣奉，就是給予國王的建議是出以公心，以國家和天下百姓福祉為目的，而侍奉則是把國家大臣的身份降為國王的家臣。給國王的建議是以國王的喜好為目的，而自己則從中謀取私利。莫爾在書中描繪了這樣一個場景，他聽拉斐爾講述他所走過的世界上各個國家的不同情況，心中佩服他的學識，便說，“親愛的拉斐爾，我不明白你何以不去依附一個國王呢？我相信沒有一個國王不歡迎你，因為你的學問，你對各種風土人情的通曉，既給他以喜悅的心情，又可以給他提供榜樣，發出對他有幫助的忠告。這樣不但對你自己極其有利，而且對於你的親友也能使他們得到提拔”。
問；這顯然是莫爾設計的一個反問。
答；對。這是莫爾依照官場中通常的行為，勸拉斐爾取悅王上，使自己收益，甚至可以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但莫爾隨後就借拉斐爾之口反駁了這個想法，這是他自己的想法。他表示，首先，錢財不過身外之物，他早已把財產分給親友了，完全沒有必要為獲得更多的財產去取悅國王。其次，為謀私利而侍奉國王，是與他內心的原則相衝突的。他說，“我必須用我所厭惡的辦法，來更加發跡嗎？事實上，我自由自在地生活着，相信朝廷權貴很少有我這樣的”。這說明，莫爾把內心的自由，也就是思想的自由和道德選擇的自由，作為首要原則，即使身為國家重臣，這一條也不能放棄，因為它標志着一個人的人格。在現實中，我們所見的多是一個暴君，身邊圍繞着一群蠅營狗苟的諂媚之徒。無論這個暴君多麼愚蠢邪惡，他身邊的人也會如蠅逐臭般地忠於他，因為這些廷臣不是為國家和百姓的利益工作，而是為自己的私利工作，所以爭權奪利、寡廉鮮恥就是統治集團的日常狀態。隨後一段話就是莫爾的夫子自道了。他說，“親愛的拉斐爾，你是不羨慕金錢和權勢的人，我尊重具有你這樣胸懷的人，可是我覺得，如果你在自己的生活中把聰明、勤奮用於為公眾謀福利，即便這會使你個人吃虧，然而那才和你相稱，和你寬宏和真正富於哲理的氣概相稱。要有效地做到這一點，你必須是一個偉大國王的謀臣，勸他採取誠實、榮譽的行動方針”。這就把莫爾對亨利八世的態度說清楚了。這里還暗含着另一層意思，一旦國王不以誠實與榮譽的方針行事，那麼抗命不服從就是題中應有之意了。因為在莫爾看來，“從國王那兒，正如同從永不枯竭的源泉那兒，湧出的是所有能造福或危害全國的水流”。
問：看來莫爾清楚，國王可為善，造福國民，也可為惡，禍害百姓。
答：對。因為這是對至高權力的理性看法，所謂絕對忠誠，實際上是為自己作惡找到借口。這甚至不是愚忠，而是邪惡狡詐、厚顏無恥的為臣之道。所以對最高權力宣揚絕對忠誠的人，無一不是奸佞小人。不過聽友們應該知道，莫爾的這個思想和愛拉斯謨是一致的。我們曾經給聽友們介紹過愛拉斯謨論基督教君主的教育，他詳細比較分析了一個暴君和一個國王的區別。愛拉斯謨所說的國王，就是賢明的領導者，他造福國家和人民，他的行動方針就是莫爾所說的誠實和榮譽。
問：那麼暴君和國王的區別在什麼地方呢？
答：下面我來和聽友們分享愛拉斯謨的分析。“暴君的目標，是讓自己任性而為，國王的宗旨，則是遵行正當與榮耀的事情。對暴君來說，財富就是回報，而在國王看來，回報則是得自德行的榮耀。暴君靠恐懼、欺騙和狡詐來統治，而國王憑智慧、正直與善意來治理。暴君將權力供自己驅使，而國王把權力奉獻於國家。暴君靠侍臣和僱傭軍來保障自己的安全，而國王則認為自己有足夠的安全，因為他對於其子民的善意，因為他的子民對於他的善意，那些德高望重、明智過人的臣民，會讓暴君疑懼重重，而國王則會讓他們成為自己堅定的臂膀與友伴。能夠取悅暴君的，要麼是被他哄騙的傻瓜，要麼是供他驅使為非作歹，以保障自己暴君之位的那些惡棍，要麼就是專撿他愛聽的話說的那些諂媚小人。反之，對於國王，任何一位能夠提出有助於他的建議的智者，都會受到熱情的歡迎。任何人本身越是良善，國王的評價就越高，因為可以放心信賴他的忠誠。他喜歡那些直言相告的朋友，因為他們的這種相伴能夠令自己不斷進步。國王和暴君都有幫手和耳目，但這些輔佐的作用卻不同。暴君讓其臣民的財富聚斂在一小撮最邪惡的人手中，通過削弱臣民的力量來鞏固自己的權力。而國王則將臣民的財富視為自己最大的財產。暴君要麼通過嚴刑峻法，要麼藉助刺探告密，令每個人都在其股掌之上，而國王則樂見其子民欣享自由。暴君竭力要讓別人害怕自己，而國王努力要讓自己受到愛戴。暴君對良善之民之間的互助最是疑心，而國王對這樣的事情卻是深感欣慰。暴君喜歡挑起黨派侵壓，臣民相鬥，一旦出現這類仇恨的苗頭，他會悉心扶持，利用這樣的情勢來增強自己的暴政。但國王卻會以培養臣民之間的共處作為自己利益所在。暴君一旦看到國家事業蒸蒸日上，就會捏造某種借口，甚或邀來某個敵人，挑起一場戰爭，以此削弱自己臣民的力量。國王則會允許實施一切有助於國家持久、和平的事情，因為他認識到，戰爭是國家之種種不幸的唯一根源。暴君設立各種法律、章程、協約，都是為了保護他自己，要不就歪曲這些東西服從這樣的目的，而國王則根據所有這些東西對國家的價值來評判它”。這就是莫爾和伊拉斯謨這些人文主義者對國家至高權力的要求。好，我們下次再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