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冬奧會於1月4日進入倒計時一個月，閉環管理政策也於當日啟動。法國世界報當天刊出文章，探討奧運會的政治作用，並分析說美國等國宣布的外交抵制能起到的作用是有限的。
相關的文章寫道，抵制體育比賽，這是外交武器庫中的常用武器。1956年，埃及、伊拉克和黎巴嫩沒有參加澳大利亞的墨爾本奧運會，為的是譴責英國和法國對蘇伊士運河的佔領；西班牙、荷蘭和瑞士則退出比賽以抗議蘇聯對匈牙利的干預。1976年在蒙特利爾，20多個非洲國家拒絕參加奧運會賽跑，以抗議新西蘭橄欖球運動員出現在魁北克，因為之前不久，新西蘭橄欖球運動員與南非國家橄欖球隊交鋒，從而打破了國際社會對實施種族隔離的南非的孤立。
在當代歷史上，最具代表性的抵制是美國及其盟國對1980年莫斯科奧運會的抵制，為的是要求蘇聯撤出阿富汗，然後是蘇聯和十二個共產主義國家作為報復對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進行了抵制。
世界報刊出的文章指出，每一次，這些抵制行動的背後都存在着東西方陣營的邏輯。今天，在華盛頓和北京關係緊張的背景下，抵制行動則是公開地數一數誰是自己的盟友、評估自己的聯合的能力有多大的一種方式。2018年，英國外交抵制了在俄羅斯舉行的世界盃足球賽，以譴責前俄羅斯雙重間諜謝爾蓋·斯克里帕爾(Sergei Skripal)及其女兒在英國土地上被下毒的事件，當時，只有冰島跟隨了英國的腳步。
世界報的文章繼續寫道，抵制的威懾力到底有多大，這值得懷疑，因為在莫斯科奧運會九年後蘇聯才離開阿富汗；在蒙特利爾奧運會十五年後，南非種族隔離政權才倒台。外交抵制是抵制的更“軟”的版本，它不剝奪競技運動員的參賽，美國及其盟國此次對北京冬奧會宣布外交制裁，是以低廉的成本將焦點集中在中國侵犯人權問題上的一種手段。北京在回應時承諾說，這些採取外交抵制的國家“將不可避免地要為這一糟糕的舉動付出代價”，北京的回應顯示了，這一方法還是具有一定的有效性的。但是，考慮到所譴責的事實的嚴重性，美國及其盟國宣布的外交制裁更主要的是象徵性的意義。
法國世界報刊出的文章繼續寫道，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可以喘一口氣了。國際奧委會主席對美國沒有抵制體育運動感到特別高興。這位前德國擊劍冠軍曾經因抵制行動而沒有能夠在1980年的莫斯科奧運會上一展他冠軍的雄風。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在2021年12月上旬重申了國際奧委會的政治中立的原則，他警告說，“奧運會的政治化將意味着奧運會的結束。”
不過，法國世界報刊出的文章也指出，像國際奧委會及其主席那樣高聲地宣稱體育的非政治性，這也是非常政治化的。奧運會主辦國的挑選，也遠遠地不是純粹地依據體育標準的。從本質上來講，體育不能脫離政治：奧運賽場是世界強國實體對抗的場所，是他們所謂的“和平地”展示肌肉的機會。
今天，對體育活動進行抵制，似乎在公眾輿論中越來越不受歡迎，運動員們也覺得自己背負着不屬於自己的“政治責任”，運動員們現在更喜歡通過其他的方式發表意見，社交網絡的發展也讓運動員們的聲音被擴放得很大。
比如，法國足球運動員安托萬·格里茲曼(Antoine Griezmann)決定與中國巨頭華為停止合作關係，這可能比總統警告、甚至是美國警告更能引起媒體的報道。沒有人能忘記1968年墨西哥城奧運會上，非裔美國運動員湯米·史密斯和約翰·卡洛斯舉起拳頭抗議種族主義的場面。今天，主辦方所擔心的奧運會被“顛覆”的行動最終可能是來自運動員，而不是哪一個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