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年初，澳大利亞呼籲對新冠疫情來源進行獨立國際調查以來，中澳關係隨後持續緊張。北京也通過限制進口澳洲商品及採取外交手段對堪培拉進行多方位施壓。近日，中國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5月6日在其網站上發表聲明，宣布無限期暫停中澳戰略經濟對話機制下一切活動。中國外交部發言人之後表示，中方作出必要正當反應，澳方必須對此承擔所有責任。在兩國關係惡化的背景下，澳洲政府的對華政策方向成為了其國內反對黨最新關注的話題。
澳大利亞反對黨、工黨影子外交部長黃英賢(Penny Wong)周三通過講話，近來罕見地對執政黨自由黨政府的對華政策發起了攻擊。在堪培拉的一個新書發布會上，黃英賢提出，澳洲總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在外交事務中一直“沉溺於政治機會主義”。她說，“我擔心的是，他不僅沒有完全理解澳大利亞在中國問題上的利益，甚至根本就沒有去尋求理解。” 黃英賢指控莫里森政府採取的強硬對華姿態，實則是為了謀求澳國內的政治利益。對此，她解釋說，“總是關乎國內的政治優勢，要麼是在自由黨內部的鬥爭中向極右派獻媚，要麼是尋求對工黨的某些黨派優勢。”
據澳大利亞智庫洛伊國際政策研究所（Lowy Institute）去年6月公布的“2020年民調”顯示，澳大利亞民眾對中國的信任度降至歷史最低水平，只有23%的澳大利亞人相信中國會在世界上採取負責任的行動。在2448名澳大利亞成年人中，雖然有55%的受訪澳大利亞人認為中國是一個經濟夥伴，不過卻有94%的澳大利亞人同意政府應努力“為澳大利亞找到其他市場，減少其對中國的經濟依賴”，還有82%的澳大利亞人支持政府對侵犯人權的中國官員實施金融制裁和旅行制裁。
黃英賢周三還對澳內政部秘書長佩祖洛（Michael Pezzullo）近期發表的“戰鼓論”表達了異議。佩祖洛4月27日在《澳大利亞人報》刊文寫道，“在一個永遠充滿緊張和恐懼的世界裡，戰鼓敲響，時而微弱而遙遠，時而愈加響亮，越來越近。”他稱，“今天，自由國家再度聽到戰鼓之聲，並憂心地關注着各項議題朝軍事化方向發展，這些議題我們直到最近幾年都還認為不太可能成為戰爭的誘因。”佩祖洛表示，“讓我們繼續不停地尋求和平的機會，同時也再度為戰爭災禍做準備。”此前，澳大利亞國防部長達頓（Peter Dutton）4月25日在澳新軍團日接受媒體採訪時，當被問及在台灣問題上發生衝突的前景是否越來越大，他回答說，“不應低估這個可能性”。
針對二人的發言，黃英賢批評說，“兩個最應負責保護澳大利亞人安全的人卻為了政治目的而強硬表態，這樣做直接迎合了中國共產黨的說法，並為北京提供了關於危機、衝突和戰爭的不可避免感所帶來的籌碼。”她強調，“國家領導人的首要工作是保障其公民的安全。我們的領導人不會通過敲打與中國的戰爭的鼓聲來使我們安全。” 黃英賢說，“外交政策不應該是以其他方式起訴國內政治（的方式），因為正如我所說的，在外交中言辭很重要”。現年52歲的黃英賢也由此為對華政策支招，並稱澳大利亞可以學學日本，“多些策略，少些政治，少說多做。”
同樣在當天，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也就對華關係接受了《悉尼先驅晨報》的專訪。但與黃英賢講話的安全側重不同，前者將注意力集中在了兩國關係緊張期間，澳大利亞對華貿易的現狀。自澳方提出對新冠疫情進行溯源調查以來，中方對澳大利亞的牛肉、大麥、葡萄酒、動力煤、銅、棉花、海產品、糖和木材的出口實施了強制性限制，並警告堪培拉說中國的學生和遊客或將不回去澳大利亞。
莫里森指出，儘管中國批評澳洲，但澳洲與中國熱絡的貿易往來，是兩國關係持續發展的證明。他評價說，“可以有很多外交氣氛，但在一天結束時，關係仍在繼續。”莫里森說，“雙邊關係依然存在，光是看貿易--雙邊貿易額從未這麼高。這是一個證據。說到底，這種關係仍有很大的價值。”中國是澳洲的最大貿易夥伴。截至3月的12個月里，澳洲向中國出口了價值1490億澳元(1160億美元)的商品，較之前一年下降0.6%。然而，澳洲對中國出口一直受到強勁鐵礦石價格的支撐。鐵礦石是澳洲對華出口最大的單一商品。
採訪中，當被問及北京的經濟脅迫是否類似於中國傳統的舞獅，與其說是咬人，不如說是跳舞，莫里森回答說，“我不認為這是不公平的分析。（但是）現在比幾年前更難提出（這種說法）。”當被問到中國對澳大利亞政策的最終目的時，莫里森拒絕加以回應。他表示，“我認為我進行公開猜測是危險的，而且我認為這不會有幫助。然而，前幾任總理並沒有受到這樣的限制。”澳洲工黨籍前總理陸克文（Kevin Rudd）稱，“自2017年以來，中國對澳大利亞的政策一直是敵對的”。
陸克文說，“這在中國政策的所有工具中都得到了證明：外交政策、安全政策、經濟政策，並反映在這樣一個事實中，即在一段時間內沒有任何方向的部長級訪問。在（中澳）半個世紀的雙邊關係中，這是前所未有的。”來自自由黨的前總理特恩布爾（Malcolm Turnbull）稱，“現實是，中國共產黨不相信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即所有國家都享有平等權利。他們的領導人說他們相信，但他們並非如此。”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是象徵17世紀歐洲三十年戰爭結束而簽訂的一系列和約。學者普遍認為，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的簽訂，標誌着基於威斯特伐利亞主權概念的現代國際系統的開始。
特恩布爾說，“北京對國際關係的真正看法是古希臘《米洛斯對話》中的一句名言：‘強者恣意而行，弱者自需受苦’。”他說，“這就是我們必須尋求避免的事情。我們必須能夠維護主權”。與上述兩位兩黨前首相相比，莫里森的表態則更為含蓄。他說，希望與習近平主席的政府建立更好的關係，並稱“我會非常謹慎地表示，這就是我們希望的關係：我們希望它處於一個更好的位置，我認為他們也希望兩國關係處於一個更好的位置。”但莫里森同時強調說，澳大利亞絕不妥協。他補充說，“這是我們在做我們自己，如果這引起了冒犯，我們只能做我們自己，追求我們的國家利益。你必須更加清楚你的底線，堅守它們，並試圖從那裡前行。”
洛伊國際政策研究所本周稱，中國對澳大利亞進行經濟“高壓”的戰略行動是失敗的。洛伊研究所首席經濟學家、國際經濟項目主任羅蘭德·拉賈（Roland Rajah）說，“如果中國的目標是改變澳大利亞政策、造成經濟損失或向第三國發送警告不要反對北京，那麼我認為可以有把握地說，中國在這三件事上基本上都已經失敗了。”此前，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與澳洲外長佩恩（Marise Payne）5月13日在華盛頓舉行了會談。布林肯在會後的記者會上說，“我重申，面對中國的經濟脅迫，美國不會讓澳大利亞在球場上孤軍奮戰。這就是盟友的作用。我們相互支持，這樣我們就可以從集體力量的立場上面對威脅和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