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美中兩國在印太地區的戰略競爭日趨白熱化，澳大利亞將增加國防預算並重新考慮其國防計畫。澳洲政府周三宣布，計畫在未來十年內增加額外500億澳元（約合320億美元）的國防投資，預計到2033至2034年，澳大利亞的國防經費佔GDP的比例將從2024至2025年的2.1%上升到2.4%。澳洲國防開支預計將從2024至2025年的約550億澳元增長到2033至2034 年的約1000億澳元。
澳大利亞這個美國的重要盟國還概述了全面整頓其軍事力量的計畫。官員們說，這樣做的目的是威懾任何潛在敵手通過澳洲北部通道投射力量的企圖。他們希望澳大利亞國防軍成為一支重點更加突出的力量，能夠應對該國最重大的戰略風險。這意味着其計畫發展一支規模更大、殺傷力更強的海軍，一支能更好地在沿岸環境中作戰的陸軍，一支更強的空軍，以及更強的網絡和太空能力。
根據周三發布的澳大利亞新《國防戰略》，當務之急包括計畫通過澳英美三邊安全夥伴關係（又稱奧庫斯協議、AUKUS）購買核動力潛艇，加強遠程打擊和導彈製造，以及加強澳洲北部的重要基地建設。新《國防戰略》指出，“中國正在以近一個世紀以來世界上從未見過的速度和規模提高其在所有戰爭領域的能力”，“這種情況是在戰略目的不透明的情況下發生的”。
中方領導人誓言在必要時武統台灣，美國官員稱中國軍方已接到指示，準備在2027年前具有入侵台灣的能力。與此同時，華盛頓也在努力加強其在該地區的聯盟網絡，以威懾北京。近年來，澳大利亞深化了與美國的防務合作，兩國軍隊經常共同訓練併購買相同的裝備。最近，澳大利亞、美國、日本和菲律賓在有爭議的南中國海舉行了聯合海軍演習。
與此同時，澳大利亞左翼政府在總理阿爾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的領導下，尋求與最大貿易夥伴中國解凍外交關係。自阿爾巴尼斯在2022年大選中獲勝以來，澳中兩國已恢復了高層對話，而中方最近也採取行動，取消了對包括葡萄酒在內的澳大利亞商品的貿易限制。澳洲新《國防戰略》說：“雖然澳中兩國的價值觀和政治制度不同，但穩定和建設性的關係符合兩國的利益”。
澳大利亞副總理兼國防部長馬爾斯（Richard Marles）周三在出席新聞發布會時表示：“去年4月24日，阿爾巴尼斯政府發布了《國防聲明》和《國防戰略評估》報告。《國防戰略評估》報告是在本屆政府執政的頭100天委託編寫的，它對澳大利亞的戰略形勢進行了嚴峻的評估，並提出了必要的國防改革的大膽議程。《國防聲明》指出：‘在沒有戰略保證的情況下進行的一場大規模常規和非常規軍事集結，導致本地區幾十年來面臨最具挑戰性的局勢’。”
馬爾斯補充說：”《國防戰略評估》報告指出：因此，80年來，我們首次必須回到基本點，採取第一原則的方法來處理我們如何管理與尋求避免我們作為一個國家現在面臨的最高級別的戰略風險：在本地區發生直接威脅我們國家利益的重大衝突的前景”。
馬爾斯說：“二戰結束以來最複雜的戰略形勢要求我們對戰略態勢進行35年來最大規模的重新評估：對澳大利亞國防軍的基本任務以及我們需要一支怎樣的澳大利亞國防軍來完成這一任務進行基礎性思考。在過去的幾十年裡，澳大利亞國防軍一直是一支‘平衡’的部隊，能夠在各種環境下履行廣泛的職能，無論是在阿富汗參與由其他國家領導的多國努力，還是在東帝汶或所羅門群島領導地區任務”。
馬爾斯談到：“《國防戰略評估》報告的基本論點要求從這種‘平衡’的力量轉變為‘集中’的力量。現在我們的任務只有一個：轉變我們未來的能力，使澳大利亞能夠在一個更加不確定的地區和世界中抵禦脅迫並維持我們的生活方式。澳大利亞國防軍需要完全專註於此”。
馬爾斯表示：“我們的國家安全和國家繁榮建立在一個穩定和平的地區基礎之上，在這個地區，基於規則的全球秩序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並得到尊重。事實上，海上交通規則就是我們的一切。當基於規則的秩序受到壓力時，澳大利亞就會受到壓力。至關重要的是，這種說法描繪了我們國家安全的地理格局。它並不在我們大陸的海岸線上，而在更遠的地方。在任何情況下，入侵澳大利亞都是不可能發生的，這正是因為敵手無需踏上澳大利亞的土地，就能對我國造成如此巨大的破壞”。
馬爾斯續指：“我們的國家安全實際上就在我們地區的中心。因為沒有我們所在地區的集體安全，澳大利亞的國防就沒有什麼意義。因此，為了落實《國防戰略評估》報告所要求的重點，它反過來建議發展一支具有更強投射能力的澳大利亞國防軍。為了促進地區安全，我們必須能夠進行投射”。
馬爾斯說：“為了抵禦因海上交通線被破壞而帶來的脅迫，我們必須能夠進行投射。為了捍衛澳大利亞在無地理限制的網絡領域的利益，我們必須能夠進行投射。我們的任務是通過全方位的適度反應進行有影響力的投射。我們必須有能力做到這一點，使任何敵手都沒有能力針對澳大利亞的利益採取行動，這就是‘拒止戰略’。”
馬爾斯提及：“毫不奇怪，（新的）《國防戰略》重申了我們戰略環境的複雜性。冷戰結束後指導國防規畫的樂觀假設早已不復存在。我們所處環境的特點是美國和中國之間根深蒂固且日益加劇的戰略競爭所帶來的不確定性和緊張局勢；大規模戰爭已重返歐洲大陸；衝突再次籠罩中東”。
馬爾斯說：“在這一競爭的同時，我們地區的常規和非常規軍事集結也是史無前例的，既沒有戰略保證，也不透明。這種軍事集結的影響比以往更接近澳大利亞，包括在澳大利亞周邊地區爭奪安全夥伴關係。這一日益加劇的競爭正在創造一種環境，在這種環境中，誤判的風險更加不祥，後果也更加嚴重”。
馬爾斯續稱：“《國防戰略》指出中國為實現其戰略目標採取了脅迫手段，包括根據國際法強行處理領土爭端，以及不安全地攔截在國際水域和空域活動的船隻和飛機。澳大利亞不再奢望有十年的衝突戰略預警時間。《國防戰略》指出，在過去十二個月中，我們的戰略環境已經惡化”。
馬爾斯說：“在這一戰略背景下，《國防戰略》強調，必須進行有影響力的投射，以實現拒止戰略，進而阻止潛在敵手對澳大利亞進行武力投射。這包括有能力在離我們海岸更遠的地方將敵手的軍事資產置於危險之中”。
馬爾斯強調：“同樣重要的是，該戰略旨在確保澳大利亞能夠與我們的夥伴合作，幫助威懾本地區發生對我們所有人都將造成災難性後果的更廣泛衝突。通過這種方式，澳大利亞政府尋求在印度-太平洋建立可持續的戰略平衡。在這種平衡中，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在軍事上佔優勢，也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認為衝突的利益可能大於風險”。